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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假装生病吗？我想逃避，但又觉得如果那样我一定会很痛苦，我身体好好的，非常渴望参加那场舞会，就像娜塔西亚要去和安德烈王子或者库拉金王子跳舞，但是我却不得不一个人待在宿舍里，盯着天花板，听着外面传来的音乐，还有人们聊天和欢笑的声音。最后我做出了一个选择，一个可能会让我丢脸的选择，但我确信自己不会后悔。我洗了洗头发，把头发扎起来，涂了口红，穿上了我仅有的两件衣服中的一件，带上唯一一件起眼的东西——我的蓝披肩。

我去参加舞会了，刚开始我很不自在。我的着装并非没有一点好处，起码这样不会激起别人的嫉妒，反而会让别人有愧疚感，给了我更多的照顾。有好几个我认识的女生都好心地给我作伴，男孩子也经常请我跳舞，让我忘记了自己的窘迫。除此之外，那天晚上我还认识了弗朗科·马里，他长得不怎么样，但非常风趣，也很聪明，他比我大一岁，是个厚脸皮的家伙，花钱如流水。他是雷焦艾米利亚省有钱人家的儿子，是一个活跃的共产党，但对于自己党派的社会民主倾向持有批评态度。后来，我和他度过了大部分的空闲时间。他给我买各种各样的东西：衣服、鞋子、新大衣还有新镜框，让我的眼睛还有脸都露出来了，还有很多政治文化方面的书，那是他最关注的问题。从他那里，我知道到了斯大林时期的可怕历史，他促使我阅读了托洛茨基的作品，因为那些书籍，我建立了一种反斯大林的态度，我相信在苏联——革命被中断了，需要重新开始。

他掏钱让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我们去了巴黎，那里召开了一次全欧洲青年共产党大会。但我没有机会好好看看巴黎城，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烟熏火燎的地方度过。对于巴黎，我的印象是：街道要比那不勒斯和比萨的绚丽，还有非常刺耳的警笛声。让我惊异的是，巴黎不但街上有很多黑人，而且在弗朗科发表讲话的地方，也有很多用法语发表长篇大论的黑人，他们发言之后，很多人都为他们鼓掌。当我把我的经历告诉帕斯卡莱时，他根本无法相信，他说，想不到是我，的确是我，经历了这些事情。随后他陷入很尴尬的沉默，我告诉他我读的书，我已经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了。

和弗朗科在一起，我也养成了一些习惯。这些习惯后来一些老师也谈过，也指出来过，这些习惯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即使是在读科幻小说，也要用“研究”这个动词；对于每一种研究过的资料，都要做一些资料详细小卡片。每次当我读到那些讲述社会不平等的文章或者片段时，我都很激动，然后收集下来。他很重视对我进行“再教育”——他用的就是这个说法，我很乐意接受他的教育，但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办法爱上他。我很喜欢他，我喜欢他不安的身体，但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他是在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我对他仅有的一点喜欢，也在他被大学开除之后消失了：他有一门考试得了十九分，后来被学校开除了。有那么几个月我们一直在通信，他还想再考进来，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和我在一起。我鼓励他再次参加考试，但是他失败了。我们又通了几次信，后来就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