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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拉对于我和尼诺的谈话也很在意,当他说得太多时,她会有些失去耐心,会对尼诺说:“你今天没有读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吗?”尼诺会很高兴地微笑着,开始漫无边际地谈起来,也就是说,他会谈论他最关注的问题。他说呀说,说呀说,但是我们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冲突:我几乎总是赞同他的观点,假如莉拉插话,也只是一些小小的分歧,只是一带而过,从来都不是激烈的反对。

有一天下午他提到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激烈地批判了公立学校的运作,然后他马上谈到了我们一起上过的城区小学,还说那所学校很糟糕。我同意他的看法,说我们犯错误的时候,奥利维耶罗老师经常用教鞭打我们的手,还有那些强压到我们头上的各项竞赛。但让我吃惊的是,莉拉说整个小学教育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她用一种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的意大利语,赞扬了我们的老师,她说得非常准确、认真。尼诺没有打断她的话,只是非常仔细地听着,最后泛泛地总结了一下:我们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同样的教育可以满足有些人的需求,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不够的。

还有一次,莉拉非常礼貌地提出了她的反对意见,也用了很标准的意大利语。我觉得我们越来越赞同的一种观点就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对社会进行有效的干涉,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消除社会上的不公现象以及各种冲突。我很快学会了这种分析方法——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很擅长。每次尼诺提出他在这本书或者那本杂志上看到的问题——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非洲问题,我都会应用这个模式来分析。但有一天下午,莉拉慢慢地对他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避免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矛盾。

“为什么?”

“那些在下面的人想上来,那些在上面的人想待在上面,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最后的结局都是相互唾弃,拳打脚踢。”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才要在发生暴力事件发生之前解决问题。”

“怎么解决?把所有人都拉上去,或者把所有人都压下去?”

“要在各个阶层找到一种平衡。”

“平衡点在哪里?下面的人和上面的人会在中间碰面吗?”

“可以这么说。”

“上面的人愿意下来一点?下面的人放弃上到最高点的期望?”

“假如努力解决所有问题,就会达成这个结果。你觉得呢?”

“我不这样认为。这些阶级之间不会像玩牌一样,他们会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是帕斯卡莱的想法。”我说。

“现在我也这么想。”她非常平静地回答说。

除了少数几次面对面的交谈,莉拉和尼诺的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我的。莉拉从来不会直接和尼诺对话,尼诺也一样,好像他们彼此都觉得很尴尬。我觉得莉拉在面对布鲁诺时,就从来不会有这种不自在的感觉,尽管布鲁诺不爱说话,但他很客气,温和地称她为卡拉奇太太,这让他们有一种亲切熟悉的感觉。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游泳,让我惊讶的是,尼诺没有像往常一样游得非常远,让我很担心。莉拉请求布鲁诺,而不是请求尼诺向她演示一下,在游泳时什么时候需要抬起头来呼吸。布鲁诺马上演示了一遍,尼诺觉得很不悦,因为他很擅长游泳却没有受到青睐,他开布鲁诺的玩笑,说他胳膊很短,游泳的时候节奏掌握不好,然后他给莉拉演示了正确的姿势,她非常仔细地看着,马上模仿他的样子游了起来。最后,莉拉游泳的姿势被布鲁诺称为伊斯基亚岛的埃斯特·威廉姆斯13,他想说她游得很棒,就像电影里的游泳女神。

到了那个星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记得那是一个非常晴朗的星期六早上,空气很凉爽,一路上全是浓烈的松树的气息。我们刚来到沙滩上,皮诺奇娅就直言不讳地说:

“萨拉托雷的儿子真是让人难以忍受。”

我非常小心地捍卫了他,用一种节制的语气说,当一个人学习的时候,会对一些东西产生热情,感觉到有必要把自己的激情传递给别人,他就是这样的人。莉拉并不是很认可我,她说了一句让我感觉很刺耳的话:

“假如从尼诺的脑子里去掉他读的东西,那就什么也不剩下了。”

我马上反击说:

“不是这样的,我了解他,他有很多优点。”

皮诺奇娅充满热情地支持莉拉的看法。但莉拉并不喜欢皮诺奇娅的赞同,她说她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她马上把那句话翻转过来了,就好像她说出那句话是为了做个实验,现在听她的意思,好像她很懊悔自己刚才所说的,正在极力挽回。她解释说,像他这样的人,总是考虑那些大问题,假如可以的话,他可以把一生都投入到这些问题上,不受别人干扰,不像我们总是想着我们自己的问题:金钱、家庭、丈夫、生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