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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马上就把话题转向了唯一能让我们的见面显得名正言顺的领域。他说他很高兴见到我，他和他的朋友只能聊足球和考试的事情。他开始赞扬我，他说加利亚尼老师非常有眼力，我是这个学校里唯一一个对考试之外的知识有好奇心的女生。他谈起了那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马上就开始用一种非常标准、优美、富有激情的意大利语谈了起来，我们知道这样可以更好地表达我们要说的。他首先谈到了暴力问题，他提到了科尔托纳城的一次和平游行，然后他把这次游行非常巧妙地和都灵广场上发生的斗殴结合了起来，他说他想更清楚地了解移民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表示赞同，但关于这些问题我又知道什么呢？我根本就一无所知。尼诺察觉了这一点，他跟我详细地讲述了南部意大利青年的起义和警察对他们的无情镇压。“他们把这些年轻人称为那不勒斯人，称为摩洛哥人，称为法西斯、挑衅者或者无政府主义的工联主义者。但实际上，那些年轻人根本不属于任何组织，他们只代表自己，当他们愤怒的时候，就会破坏一切。”我想找些话来说，让他能感到欣慰，我就斗胆说了一句：“假如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所在，不能尽快找到解决方案，当然会发生混乱。但错不在那些反抗者的身上，错误在统治者的身上，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管理。”他用很欣赏的目光看着我说：“我和你想的一模一样。”

我当时非常高兴。我觉得受到了鼓励，于是很小心地提及了我的一些想法，关于如何协调个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从卢梭以及加利亚尼老师让我阅读的其他作品中找到了一些话。我问他：

“你读了费德里科·查波德12吗？”

我提到了这个名字，因为他就是那本关于国家概念的书的作者，我才看了几页。我对他的了解只有这些，但在学校里，我学到了如何让人相信我懂得很多。“你读了费德里科·查波德吗？”这是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尼诺唯一表示出不赞同的地方。他不知道查波德是谁，这让我一下觉得信心满满。我开始跟他讲了我读到的东西，但我马上明白，向别人展示他知道的和他读的书，那是他的强项，也是他的软肋。假如他能占上风，他就觉得自己很强，假如他没办法插嘴，他会很脆弱。实际上，他有些惊恐，马上岔开了话题，把话题引向其他方面。他和我谈到了意大利大区的问题，谈到了发展这些大区的迫切性，还谈到了自治和“去中心化”，谈到了基于大区的经济计划，很多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词汇。因此，不要谈查波德了，我把领地让给他。我喜欢听他说话，我在他的脸上能看到激情，当他激动的时候，他的眼睛非常有神。

我们就这样走了一个小时，边走边聊。陌生人在我们周围熙熙攘攘，说的都是很粗鲁的方言，我们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只有我和他，用那种非常考究的意大利语，说着只有我们感兴趣、其他人不了解的话题。我们在做什么呢？在进行一场讨论吗？在为我们的未来做准备吗？来面对那些和我们一样，学会了使用语言的人们吗？我们在进行符号的交流，就是为了证实我们漫长的友谊是有基础的，而且会产生丰硕的结果吗？是对情欲的一种文雅的掩饰？我不知道，我对于那些话题没有什么兴趣，对于他提出的那些真实的人和事件也没有激情。那不是因为教养，也不是因为习惯，我只是像往常一样，不想丢脸而已。然而，那是很好的时光，这是可以肯定的，我感觉那就像在学期末时看到成绩单，我看到了“通过”的心情。但我很快明白，这和我早年和莉拉之间的交谈没办法相比，和莉拉的交谈会点燃我的头脑，在和莉拉交谈时，我们会抢着说话，会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就像暴风雨一样激动人心。

和尼诺在一起情况完全不一样。我感觉到我应该小心一点，我要说他期望我说的话，我不但要掩盖我的无知，而且要回避那些我知道但他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感觉很骄傲，因为他对我畅所欲言。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忽然说，“够了。”然后他拉住我的一只手，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对我说，“我带你去看一处风景，会让你永远忘不了。”他把我拉到了索科尔索广场上，他的手一直都没有松开，和我十指交叉，我看到了大海还有拱形建筑，天很蓝，当时的情形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只记得他始终紧紧拉着我的手。

这真让我感到震撼。有一两次，他把手拿开去整理自己的头发，但很快就重又捉住我的手。有一刻我想，他怎么协调这个亲密的举动和他与加利亚尼老师的女儿之间的关系呢。我心想，也许对于他来说，这只是男生和女生之间友谊的表现。但在迈佐卡农内大街的书店他给我的吻呢？也许那也不算什么，那是一种新风尚，年轻人的习惯，无论如何，那的确是非常轻快的一个吻，是非常短暂的接触。我应该满足于现在的幸福，还有我争取到的这个假期。然后，他会走掉，我会失去他，他有自己的路要走，无论如何和我的路都是不能交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