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二十二章 科举（第4/5页）

这些“同考官”，基本就都是从《永乐大典》编修组里拽出来的翰林院成员们了。

会试试卷的评阅是在第一场考试之后进行的，两位主考官、三位阅卷官和几十位同考官在评阅过程中面对同一份试卷所使用的方法是相同的，主要有对比评阅法、词句评阅法、证据考察评阅法、经义衡量评阅法等等。

而且不仅仅是考官们不能出院子，为了防止互相之间有联系，制度规定，判不同题目的各房考之间的同考官，也不能互相往来，吃喝拉撒都得在自己的房间里。

只能说，考生痛苦，考官也挺痛苦的，从初九晚上开始，就要通宵达旦地进行试卷批阅，工作量过大，所以基本上就是不分昼夜。

而第一场考试，考的是五书和五经，所以同考官分为两组，一组是五书房，一组是五经房，这个不同组的同考官人数，则是根据各自擅长的领域来分配的，同时也跟题目有关。

呃……还有一点，通常不会有人在明面上提，但是确实是存在的，那就是科举考试的流行风向影响。

士子选择五经里的何经作为本经，往往与其家学渊源、老师、就读的县学府学都有关，但从大数据分析的话，研究《诗》《易》《书》的人数远远大于《礼记》和《春秋》（这里有个题外话，本来应该是考六经的，但是《乐经》已经失传了），这和前三者的字数和难易程度比后两者来得简单许多也有关系，尤其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常令专攻的士子知难而退。

正是因为这种现象，所以一般科举出题的时候，也会有针对性地偏向《礼记》和《春秋》或者不偏向。

也就是说，既然朝廷知道士子们学的最多的科目是什么，那么其实是可以人为地控制“大小年”的，这就有点赌运气的成分了。

而这种“大小年”，士子往往会通过朝廷对于用人的需求来判断。

今年甲申科，因为朝廷用人需求很大，所以士子们普遍认为，第一场考《诗》《易》《书》的概率要远超于《礼记》和《春秋》，因为这样会造成科举“大年”。

很遗憾，姜星火不是一个喜欢按套路出牌的人。

所以今年五经重点考《春秋》，五书重点考《荀子》。

因为主要是“同考官”们负责批阅试卷，而主考官和阅卷官则是负责后面的审核，所以“同考官”们，其实才是真正掌握着举子们命运的人，他们通常是用“青笔”来写评语的，一般评语越好，中的概率就越高，通常平均字数在三十个字左右，如果写了一堆好评，那就代表着该“同考官”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向阅卷官推荐这名考生的卷子，一般阅卷官都会重点关注一下。

但是因为名额有限，一般三甲进士就录取三百多人，所以阅卷官和最终决定的主考官，都是慎之又慎的，还会将几十名“同考官”推荐上来的卷子筛选掉一片，然后再从剩下的卷子里优中选优，进行第一场考试的排名。

永乐二年二月十二日，第二场考试，考试论（限600字）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选答一道，试论就是议论文的意思，题目也是从五书五经里出，但跟第一场不一样，不需要用八股文来答，随便你怎么答，散文骈文都可以，重点在于议论文本身的质量；判语就是行政文件，也就是京中各衙门对于下级单位递交上来的文件的批语，姜星火跟老和尚商量定的是两个总裁变法事务衙门的文件、两个六部的、一个寺里的，也算是为国筛选实用人才了；诏、诰、表则是皇帝的公文写作，要求士子模仿上位者的言行，写出相应的诏、诰、表，一般都是汉诏、唐诰、宋表，也就是说情景模拟，给过去的朝代写皇帝的公文，这是为了避免有人触怒现在的皇帝，今年的三道题目就是“拟汉武帝与西域大月氏诸国诏”“拟唐以张九龄为中书令诰”、“拟宋群臣贺孝宗做敬天图表”。

二月十五，第三场考试。

第三场则是简单很多，就一道题，策问，考的是时务策（1000字以上），策问要求文字平铺直述，不尚文藻。

策问，就是以“问”来开头，给一段材料，在阅读材料后，写出自己的理解。

一般来说，策问属于附加题，从重要性排序上，会试重点看第一场经义的八股文，然后是第二场的试论判语和诏、诰、表任选，最后才是策问。

但今年不一样，今年在考试之前，就明确说了三场重要性相同，意思就是策问的得分占比提高了。

果不其然，今年策问的题目就是“论宋朝四民皆本与开海裕国之国策”。

说的是宋朝，但所有参加会试的举子都知道，这是说的今天的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