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流年,忧愁风雨说辛稼轩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四月,北方女真族政权金国攻破宋都汴梁,掳劫徽、钦二帝北上,同时被掳的还有皇族后宫、大臣名公、乐工巧匠、平民百姓不下十万人,太平百年宋都所积累的财富,也被金人洗掠一空。宋徽宗于被掳路上,作有一阕《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中感慨:“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发语凄断,令人肠断气结。金人剥夺了他的一切,甚至包括最后的尊严,亡国之君,欲求一死而不可得,使人思之恻然。

金人掳走徽、钦二帝后,立太宰张邦昌为帝,成立伪政权,国号大楚。张邦昌只做了三十二天伪皇帝,即拥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登极,年号建炎。康王曾在金国为人质,对金人惧若豺虎,遂决意南逃建康(今江苏南京),主战的李纲、宗泽均被他削权投闲。他先以扬州为行在(天子巡行驻跸的地方) ,又一路南逃,升杭州为临安府,意为临时安顿,其实是想长安于此。金人一路追击,康王直逃到海上,漂泊三十余日,始得脱险。战争延至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双方签订和议:宋向金称臣,由金国策封赵构为皇帝,大散关至淮水以北,土地人民不再为宋所有,宋国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从此开启了一百余年偏安苟且的南宋。

在连年的战争中,无论士大夫还是普通老百姓,莫不颠沛流离,受尽苦楚。这是一段血泪交迸的历史,而在这期间涌现出的不少词作,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怀,感激时事、慷慨悲歌之作,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其中健者,则有朱敦儒、陈与义、叶梦得、张元幹 、向子诸人。

如朱敦儒《水龙吟》词感慨“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惋惜自己“ 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只得“ 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他眼中的这段历史,“个是一场春梦,长江不住东流”(《临江仙》),他向苍天发问“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最终却是“ 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相见欢》),归于一场恸哭。叶梦得不忿于“ 边马怨胡笳”,胡人侵占中原,祈盼有一位像谢安一样的英明统帅,“谈笑净胡沙” (《水调歌头·秋色渐将晚》) 。张元幹 赠胡邦衡、李纲的二首《贺新郎》,更是激越苍凉,气冲牛斗。

然而,这一类被文学史家称为“ 豪放词” 的作品,情感过于直露,词中的意象,都是为了烘托情感而生生拉扯过来的“ 造境”,令人一览无余,没有可供细品的余味,称不上第一流的词品。更重要的是,这类作品产生于战乱连绵、国破家亡的时代,时代裹胁了每一个人,于是便出现了这些没有个性、只有共性的词作。在乾坤板荡的时局下,个人的自由心灵变得不再重要,词人的哀怨愤激,都不得不附丽于时代,词作难以产生超越时代的艺术价值。而我们知道,真正伟大的作品,一定是超越时代的。

直到辛稼轩横空出世,南宋词坛才有了全新的面目。

稼轩名弃疾,字幼安,出生于山东历城,他出生时,北方已沦陷于异族十三年了。稼轩的祖父辛赞,虽然在金人的统治下做着小官,却心怀大宋,“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 (辛弃疾《进美芹十论札子》) 。稼轩从他的祖父那里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他不仅以士大夫名节自勖,更以恢复中原、致君尧舜作为其毕生信仰。稼轩不仅有英雄情怀,更有英雄手段,他的词是英雄之词,与一般文人的词作殊观。

历来说词者多把苏、辛并举,谓为“ 豪放派” 的代表人物,且每以为辛词学自苏词;只有清代周济《宋四家词选》,以稼轩“ 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为“ 领袖一代” 之大家,反以苏词附于辛词之下,崇辛抑苏,堪称独具只眼。周济又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比较苏、辛,曰:“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锋颖太露。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拈出“ 才情富艳,思力果锐” 八字,的是知音,又说“ 稼轩固是才人,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更是深有味于斯道的卓见。唯稼轩之高卓,不仅在于其沉郁悲凉、耐于寻绎的词味,更在于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具有古希腊悲剧英雄气质的词人,他的词中,跳跃着的是与古希腊悲剧一样的崇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