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与那些爱欲纠缠的灵魂相遇在唐宋

词初名曲子词,发源于隋唐,起初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文辞,故又名曲子。到宋代乃极流行,近人焦循、王国维至以“一代之文学”尊之。但在传统文学史的概念中,词在较长时期内,一直被称作“诗馀”,不能有很高的地位。对于这一境遇的形成,必须于中国文化精神有一真确之体认,然后始能有同情之了解。

原来,中国文学的主流,乃是一种政治性上层文学,个人之出处穷通,莫不与家国兴亡相关,那些徒然以文辞绮丽相饰,只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从来就被目为轻薄,不能有很高的文学地位,更不用说那些代人立言的代言体曲艺文体了。而词之得名诗馀,正因词在一开始是不合于此种主流的。据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和凝本是著名的词人,但后来做了后晋的宰相,“ 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从此则故事,可见一般人心目中,始终认为词体卑下,无当于中国文学之根本传统。

曲子词之初兴,原仅盛行于社会下层。故其文辞近于俗语,不及诗语之下字雅驯。诗家语老杜、韩愈特重锤炼,宋黄庭坚至谓其“ 无一字无来处”。但词的文辞从一开始是较通俗的。今传王重民先生所辑《敦煌曲子词集》,所收录的作品,都是在二十世纪初才在敦煌石室中发现,此前一千多年,始终湮没不彰,然而那本是历史的必然,它们本就属于该被文学史所删汰的作品,因为它们完全不合中国文学尚雅、重人文主义的传统。我们来看两首《敦煌曲子词集》中的作品便可知道:

凤归云

儿家本是,累代簪缨。父兄皆是,佐国良臣。幼年生于闺阁,洞房深。训习礼仪足,三从四德,针指分明。娉得良人,为国远长征。争名定难,未有归程。徒劳公子肝肠断,谩生心。妾身如松柏,守志强过,鲁女坚贞。

洞仙歌

悲雁随阳。解引秋光。寒蛩响、夜夜堪伤。泪珠串滴,旋流枕上。无计恨征人,争向金风漂荡。捣衣嘹亮。懒寄回文先往。战袍待 絮,重更薰香。殷勤凭、驿使追访。愿四塞、来朝明帝,令戍客、休施流浪。

一方面,敦煌词文辞伧俗,殊无诗人一唱三叹之致,故不能突破时空上的限制,成为可以流传久远、四海广被的作品;另一方面,敦煌曲子辞多是代言之体,非就作者自身生活取材,不是“有感而发” ,故不能见出作者的生命、作者的歌哭。这些,都是中国文学所鄙薄的。

至五代风气攸变。时有蜀人赵承祚编《花间集》,欧阳炯为作集序,中有“ 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之语。可知词发展到五代,文辞固已渐趋雅丽,但就表达场合而言,则既非宗庙朝廷,又非邦国盟会,乃在花间尊前、豪门家宴、秦楼楚馆,是对私人生活的写照,用作寻欢作乐时的助兴,词之体格所以卑下,此亦不可忽视之一因。

亦唯词之功用,最早是供“ 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是用“ 清绝之辞”“助娇娆之态” ,则以囿于欣赏者的水平,词作的感慨不能深刻,多写众情众相,而没有作家个人之生命体验,词之格调,不及于诗,此亦重大消息。

宋初欧阳修以一代名臣,而颇经意词作。欧词如《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栏干倚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此词据宋钱愐 《钱氏私志》云:

欧阳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钱愐父钱 惟演)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圃,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而失金钗,犹未见。” 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赏汝。” 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其失钗。

是知欧诗文追随韩愈载道之旌,而所为小词,则仅为座上侑酒,与中国文学之大传统无涉。又有《长相思》二首:

蘋满溪。柳绕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时陇月低。烟霏霏。风凄凄。重倚朱门听马嘶。寒鸥相对飞。

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别离。低头双泪垂。长江东,长江西。两岸鸳鸯两处飞。相逢知几时。

两词均是代言之体,“一就送行女子着笔,一就远行男子落想” 1 ,皆不曾自个人生活借材,更无涉于治国平天下之志。又有《生查子》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