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了对天赋与成功的高谈阔论之后，佛斯托·佩纳起身告别：是时候了（第2/3页）

插曲结束之后，他和善的脸上恢复了笑容与神采，兴高采烈地接待了雕刻家卡拉赞斯·奈托和他的妻子奥塔·罗萨，拿着这位著名艺术家带来的多件作品询问我的看法。他不知道怎么选，在两三件作品中犹豫不决。看起来，这是属于雕刻的一天。许久之后，出版商终于做出选择，并支付了费用——这类人可以自己定价，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的夫人定价收钱——她们熟悉行情且要价高昂。这对夫妇离开之后，我又展开了第二轮攻势：众所周知，我非常固执。

我开诚布公地承认：我没有其他野心，只想在书店的橱窗柜台里看到一本文集，一本汇集我的诗歌的小书，封面上印有这个可怜诗人的名字。这些诗肯定值得出版，值得开一场新书发布会，专门安排一个下午，为读者签售。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里约与圣保罗重要的青年评论家说的。我拥有许多评论，一部分刊登在文学专栏上，另一部分尚未出版，是在酒店饭店草草写成的，那时候我和安娜·梅尔塞德斯正在里约旅行，啊！那些兴奋欢乐的日子多么值得怀念。有这些赞美做支撑，我本可以寻找南方的出版社，却找到了他，迪梅瓦尔·查韦斯，这本关于阿尔杉茹作品的出版商。作为友情的见证，我将这些“拥有无所不在超社会内涵的诗歌”手稿交给他出版。这是恩里金尼奥·佩雷拉的卓越观点，它不可辩驳且来自里约。这本书会取得成功，无论风评还是销量。销量肯定有保障。这位迪梅瓦尔·查韦斯先生是位怀疑主义者。他对销量抱有怀疑。肯定也好，怀疑也好。即便如此，他感谢我对他的垂爱，表示他为如此的友情证明而感动。他很好奇：似乎他是诗人们最喜欢的出版商——只要写完能够凑成一本诗集的诗，他们就会找他，将自己的最新成果拿给他看。

我放弃了作者版权，将自己的诗免费交给他，他不想要。但他并未向我关闭所有的门。既然我跟里约的联系如此密切，只要能给他带来一份协议书，更确切地说，是带来国家图书总局的财政拨款，保证购买五百册，至少三百册诗选，他就研究一下这件事。出版量取决于购买量：从六百到八百册不等。

这个主意不坏，我会尝试，我在里约有些交情，在午餐、晚餐、威士忌、夜总会花了美元，是时候收取利息了。谁知道我会不会马上就跟读者见面，并非以乏味社会学家的身份，而是一名新时代的自由歌者，一位青年诗歌大师？看到我成为出过书的成功作者，成为一名全国性的诗人，也许安娜·梅尔塞德斯会感动，爱的火焰会重新点燃她炙烈的胸膛。即使要我跟流行歌手与作曲家分享她，跟其他的年轻诗人分享她，即使要我戴上全宇宙的绿帽子，我也不在乎，即便如此，我还是爱她，离开了她的身体，诗歌也就终结了。

我将佩德罗·阿尔杉茹大师留在监狱，没有继续他的故事，也不值得。在他的最后十五年里，除了一本关于美食的书，还有什么正面成就呢？罢工、工人、衰落、贫穷。泽济尼奥·品托博士说服我尊重伟大人物的道德廉洁，将他们介绍成没有瑕疵、恶习、怪诞、卑劣的完人，尽管生活本来就不完美。我看不出来为什么要回忆那些哀伤的时刻，既然荣耀最终照亮了这位巴伊亚大师的形象。什么样的形象？坦白来说，连我也不知道。在他百年诞辰的盛大庆典上过于喧嚣，官方赞美的火光过于明亮，很难看清他这个人确切的轮廓。他是人还是雕像？

就在昨天，高效的市长还将一条现代化的街道命名为阿尔杉茹，在一位文盲市政议员的演讲中，这位《巴伊亚民俗生活》的作者被再次提升为企业家的保护人。即使拥有绝对权威的市长也不能使一切物归其位，不能还原那个时代一贫如洗的阿尔杉茹。真令人惊讶：没有一个人提到阿尔杉茹的作品与斗争。文章、演讲、广告、宣传海报，都是为了利用他的姓名荣耀来赞颂第三方：政客、企业、战争领袖。

有人告诉我，在最近纪念阿尔杉茹的活动中——在贫民居住的自由区建立阿尔杉茹中学——行政、军事与宗教当局都有到场。萨乌尔·诺瓦伊斯博士是这项活动的官方发言人。作为文化事项的负责人，他马上意识到这种场合不适宜提起种族民主、混血、融合，诸如此类的颠覆话题，尽管这些都与纪念人物的生平作品息息相关。他毫不迟疑，决定用极端的形式解决这一问题：在讲话中删去阿尔杉茹大师。他那激动人心的演讲，是一曲巴西爱国主义至高情感的赞歌，歌颂了另一个阿尔杉茹：“第一个阿尔杉茹，那个从巴伊亚出发的志愿兵，在巴拉圭捍卫了战争的疆场，捍卫了祖国的伟大与荣耀。”他讲到了英雄主义，讲到了大无畏精神，对上级命令的绝对服从，这些品德足以为他赢得军队的肩章与夸奖，他战死沙场，为自己的儿子与未来几代人做出了表率。就这样，他迅速而又隐晦地提到了佩德罗·阿尔杉茹，那个不朽将士的后代，但只是一带而过。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真是个滑头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