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2/3页）

从结婚那天起到现在，我对妻子的深爱从未减少过半分；对孩子们更是宠爱有加，这种父爱只有体会过父亲对孩子柔情呵护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我觉得必须要交代清楚这些，因为只有这样，读者才能理解我在后来的困境中所承受的痛苦。

新婚后不久，我们就开始过起了小日子。当时我们住在爱德华堡最南面的一幢黄色的旧房子里。后来这幢房子被改建成了一座现代化宅邸，最近已归莱斯罗普上尉所有。人们把它叫做“堡垒山庄”。我们这儿建县之后，偶尔会在那里审理案件。1777年时，因为它在哈得孙河的左岸，靠近当时的要塞，伯戈因将军曾住在那里。

那年冬天，我找到了一份修筑尚普兰运河的活儿。监督那段运河修筑工作的是威廉·范·诺特维克，我们这些劳力的负责人是大卫·麦克埃克伦。运河在翌年春天通航，而那时我已攒下了一些积蓄，买了两匹马和其他跑运输所必要的东西。

我雇了几个得力的帮手，承包了从尚普兰湖往特洛伊筏运木材的生意。戴尔·贝克威思和来自怀特霍尔的一位巴特密先生陪我跑了几趟。一季跑下来之后，我非常熟练地掌握了筏运的技巧和窍门——在被迫为奴期间，我曾因为精通此道而帮一位可敬的主人出了不少力，也让贝夫河两岸那些笨拙的伐木工刮目相看。

有一次我顺着尚普兰湖跑运输时，有人怂恿我去加拿大看看。于是我去了蒙特利尔，参观了大教堂和其他一些名胜；随后去了金斯敦和另外几个城镇。这趟旅行让我对方位有所了解，这在之后也帮上了我的忙，我会在故事快结束时再次提到。

我顺利地完成了承包的筏运业务，我和雇主都非常满意。因为冬天无法继续跑运输，而我又不想闲着，所以我跟米达·冈恩订了一份伐木的合同。1831—1832年的那个冬天，我做了整整一季的伐木工。

1832年春，我和安妮合计着在附近承包个农场。我从小就习惯了干农活，也比较喜欢干这种活。于是，我在父亲曾劳作过的老奥尔登农场承包了一块地。我们带着一头奶牛、一只猪、一对刚从哈特福德的刘易斯·布朗那儿买来的犍牛以及一些个人物品和日常用品，开始了在金斯伯里的新生活。那年我尽自己最大所能，种了二十五英亩玉米和一大片燕麦。我在农田里勤恳劳作，安妮则勤俭地处理家务。

我们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834年。冬天农闲的时候，总是会有人找我去拉小提琴。只要哪里有年轻人聚会跳舞，基本上就会有我的身影。周围村庄的人都知道我的小提琴拉得不错。安妮则因为曾在老鹰酒馆工作过，厨艺远近闻名；在法庭审案期间，或者在其他一些公众集会的日子，安妮总被叫去谢丽尔咖啡馆帮厨，收入还算不错。

那期间，我们靠拉小提琴和帮厨攒了不少钱；再加上农场的收入，我们很快就殷实了起来。可以说，我们一家人当时过着快乐而富足的生活；或者说，如果我们当时没有离开金斯伯里，我相信，我们会一直过着那样幸福安稳的生活。遗憾的是，我们的下一步决定却让厄运悄悄临近。

1834年3月，我们搬到了萨拉托加斯普林斯，住在华盛顿街北边丹尼尔·奥布莱恩家的房子里。当时，艾萨克·泰勒在百老汇大街的最北端开了一家很大的旅馆，名叫“华盛顿堂”。他雇我帮他赶马车，我一干就是两年。之后我基本上只在旅游旺季时才在合众国酒店或当地的其他小旅馆干活，安妮也是。冬天的时候，我主要靠拉小提琴挣钱；修建特洛伊至萨拉托加的铁路时，我也干了好多天的劳力。

在萨拉托加时，我经常去西法斯·帕克先生和威廉·佩里先生开的店里买家用品。这两位先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我一直很敬重他们。所以，十二年后，我才会捎信给他们，那封信后面会详细提到。

我经常在合众国酒店碰到奴隶，他们陪着自己的主人从南方过来。他们大多衣着得体，看起来挺富足的，生活也比较安逸，没有太多烦心事。他们很多次跟我谈起关于奴隶制的问题，绝大部分都透露出心底对自由的向往。有些奴隶还热切地想要逃跑，甚至问我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但是，他们都知道，一旦逃跑后被抓回，就必须接受严惩；他们正是因为这种恐惧才一直没付诸实施。我一直生活在已经废除了奴隶制的北方，心里一直渴望着能在白人主导的世界里为自己挣得一席之地，我也觉得自己并不比有些白种人智商低；所以，我一直相信没有人会甘心做一个卑微的奴隶。对于那些支持或允许奴隶制度存在的法律或宗教，我实在无法理解其正义何在。对于那些向我征求意见的人，我都坚定地劝他们等待时机争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