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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行李给他们。”克里希纳急速说道。他大大咧咧地做了个手势，搬运工一拥而上，争抢我们的袋子。

我们沿着弧形的车道只走了六十步左右。氤氲的湿气坠得空气沉甸甸的，像浸透了水的军毯一样又黑又重。有那么一瞬间，我恍惚觉得是在下雪，空气中似乎有白色的碎屑飘拂，然后我意识到，那是无数昆虫在航站楼探照灯的光束中飞舞。克里希纳朝搬运工做了个手势，指指不远处的一辆车，然后我惊讶地停下脚步。“是辆巴士？”我问道。虽然那辆蓝白色的车看起来更像是小面包车，而不是正经大巴。车身上喷着美国教育基金会印度分部的缩写，USEFI。

“对对对。只有这辆车了。咱们得快点儿。”

一名搬运工像猴子一样敏捷地爬上车顶，其他人把四个行李袋挨个儿递给他，然后他再把行李绑在车顶的架子上。他们用一条黑色的塑料绳绑行李的时候，我漫无目的地想，我们干吗不直接把行李塞进车里呢？管他呢。我耸耸肩，找出两个五卢比的硬币准备给搬运工当小费。克里希纳取走了我手里的一枚硬币，然后把另一枚还给我。

“不要，太多了。”他说。我再次耸耸肩，然后扶着阿姆丽塔把她送上车。搬运工焦躁的叫喊终于惊醒了维多利亚，她大哭起来，又为这片喧嚣增添了新的音符。我们冲着睡眼蒙眬的司机点点头，坐到右边第二排座位里。克里希纳在门口跟三个搬运工争执。他们的孟加拉语说得很快，阿姆丽塔没法完全听懂，但仍能捕捉到只字片语。她告诉我说，那些搬运工很不高兴，因为五卢比没法平均分成三份，所以他们要求克里希纳再给一个卢比。克里希纳喊了几句，然后试图关上巴士车门。年纪最大的那个搬运工脸上沟壑纵横，胡茬儿都已经白了，他上前一步，用身体挡住了折叠门。其他搬运工从航站楼门口向这边走过来，叫喊声开始变成咆哮。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对克里希纳说，“拿去，再给他们几个卢比吧。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不行！”克里希纳的视线扫过我们这边，现在那双眼睛里的暴虐已经挣脱了束缚。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凶狠，就像某些血腥运动的玩家一样。“太多了。”他固执地说。

现在已经有一群愤怒的搬运工聚集在巴士门口，突然他们开始伸手拍打车身。司机坐直身体，紧张地调整着头上的帽子，门口那个老头儿已经踏上了最低的一级台阶，似乎想挤进车里，但克里希纳伸出三根手指坚定地按向他赤裸的胸口，老头儿后退一步，回到了棕褐色的人群中。

几根粗糙的手指突然抓住了阿姆丽塔身侧半开的车窗，一脸烧伤疤痕的搬运工正在往上爬，就像在做引体向上。他的嘴巴在几英寸外神经质地快速开合，我们都看见了，他没有舌头。唾沫喷溅在尘迹斑斑的车窗上。

“见鬼，克里希纳！”我猛地站起身，打算直接把钱给搬运工。就在这时候，三名警察从阴影里冒了出来。他们头戴白色头盔，身穿卡其色短袖上衣，腰缠武装带。其中两名警察手持“拉蒂”——印度版的警棍，沉重的木棍长达三英尺，末端镶有金属帽。

搬运工仍在大喊大叫，但看到警察过来，他们还是让出了一条路。那张疤痕狰狞的脸从阿姆丽塔身侧的车窗外消失了。第一个警察用棍子敲敲车头，老搬运工转头跟他大声抱怨，警察举起吓人的棍子，更加响亮地吼了回去。克里希纳抓紧机会一扳把手，终于关上了车门。他快速对司机说了句什么，我们的车终于动了起来，沿着黑暗的车道开始加速。有人朝车尾扔了一块石头，发出哐当一声巨响。

然后我们离开机场，拐上了一条空荡荡的四车道马路。“VIP高速公路，”克里希纳还站在门口，“只对非常重要的人士开放。”右边一块灰扑扑的广告牌一闪而过，上面用印地语、孟加拉语和英语分别写着一条简短的标语：欢迎来到加尔各答。

我们没开车头灯，但车顶的小灯一直没关。阿姆丽塔漂亮的眼睛下面已经开始出现黑眼圈。维多利亚筋疲力尽，但是她睡也睡不着，哭也没力气，只好在妈妈怀里一阵阵咕哝。克里希纳侧身坐进我们前排的座椅，头顶的小灯和窗外间或掠过的街灯照亮了他鹰隼般锐利的鼻子侧影和愤怒的表情。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待了差不多三年。”他说。

“是吗？”我说，“真有意思。”其实我恨不得一拳把这浑球儿砸个满脸开花，瞧他惹来的好事儿。

“对对对。我跟黑人、奇卡诺人和红印第安人待在一起，这些人在你们的国家都饱受压迫。”

高速公路两侧黑漆漆的沼泽突然变成了路肩上的一座座棚屋。灯笼的火光透过粗麻袋搭成的墙壁漏了出来。远处篝火照出的瘦长剪影在黄色的火光中疯狂地跳动。没有经历任何过渡，我们就已离开乡村，进入雨中的狭窄街道。蜿蜒的道路旁排布着一座座废弃的高楼，锡制屋顶的贫民窟绵延好几英里，漆黑破败的店面密密麻麻地向前延伸，完全看不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