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Ⅷ

我站在山顶,俯瞰着下面的一栋房舍。周围满是灌木丛,所以我并不显眼。

我不知道自己期望看到什么景象。房子被烧毁?停在车道上的轿车?散坐在红木野餐桌旁的一家人?荷枪实弹的警卫?

我看到房子的屋顶应该换些新石瓦,院子里的草也早就恢复了野生状态。这栋房子仅仅破了一块后窗而已,这让我颇有点惊讶。

看来,在我心中,这地方本该一片废弃荒凉的样子。

我把上衣铺在地上,坐下来,点起一根香烟。方圆数里内再无其他房舍。

这以前,我花了一周半的时间,用剩下的钻石换到将近七十万美元。接着我们离开安特卫普,来到布鲁塞尔,在马车与面包大街的酒吧里泡了几个晚上,直到我想找的人和我接触为止。

亚瑟对我的要求感到非常不解。此人身材瘦小,满头白发,留着整齐的小胡子,是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牛津大学毕业生。我刚刚说了没两分钟,他就开始摇头,不停地用货物运输问题打断我。毕竟他不是巴兹尔?扎哈罗夫爵士[18],当一个客户的计划听起来太过天真时,他确实会有所担心。如果货刚出手没多久就捅了篓子,那也会给他带来麻烦。亚瑟似乎觉得这批货早晚会把他自己牵扯进去。出于这个原因,在谈到发货问题时,他显得特别热心。他很在意我的运输计划——因为我似乎完全没有什么计划。

在这种军火交易里,通常都需要一张最终用途的证明书。这东西基本上就是一纸公文,确认X国定购了这单生意中涉及的武器。你需要有这东西才能得到武器生产国的出口许可。这保证了军火交易表面上的合法性,就算货物刚出国境就被转运到Y国也无所谓。想得到这个文件,一般的手段是买通X国的某位驻外使节——如果他在本国国防部里有些亲朋好友就更好了。这东西要价不菲,而且我相信在亚瑟的脑袋里,肯定有一张现行费率的清单。

“但你怎么把它们运走呢?”他继续问,“你怎么把它们送到需要的地方?”

“这个问题,”我说,“不关你的事,有我操心就行了。”

但他仍在摇头。

“这种事想抄近路可没好处,上校,”他说道(多年前我们第一次相遇时,我是名上校。至于为什么,我也记不清了),“一点好处没有。在这儿省几块钱,你可能会弄丢整批货,而且还会卷进真正的大麻烦。对了,我可以通过某个刚成立的非洲国家帮你把这事搞定,价钱非常合理……”

“不用,你只要帮我搞定这批武器就行。”

我们谈话时,胡须火红的加尼隆就坐在一边喝啤酒,和往常一样面目阴沉。无论我说什么,他都迎合地点点头。加尼隆不会讲英语,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谈判进行到了什么阶段,说实话,他也不在乎。但他遵照我的指示,不时用塔瑞语[19]向我发问,我们会用这种语言进行片刻毫无内容的交谈。这纯粹是使坏。可怜的老亚瑟在语言方面造诣很深,而且他很想知道这批货的目的地。我能感到每次我们谈话时,他都在努力辨识着这种语言。最后他开始点头,就好像听懂了似的。

又经过几轮谈判,他探过头说:“我读过报纸上的报道。我敢肯定他的人能负担得起这笔保障金。”

对我来说,这误解本身几乎就值证明书的价钱。

但我还是说:“不。相信我,一旦我拿到这批自动步枪,它们就等于从地球上消失了。”

“好手段,”他说,“那么,就当我也不知道该去哪提货吧。”

“这无所谓。”

“自信是件好事。但蛮干……”他耸耸肩,“如你所说,这是你的问题。”

接下来当我谈到弹药时,亚瑟终于确信我的脑子出了问题。他直勾勾地盯了我好长时间,甚至连头都不摇了。我花了整整十分钟才让他开始阅读具体规格。直到这时,他才一边摇头,一边嘟囔着银弹头和惰性火帽的问题。

但最终的仲裁者——现金,说服他照我的吩咐行事。步枪和卡车完全没有问题,他这样对我说,但说服一个军火商制造我所需的弹药,价钱可不便宜。他甚至不敢肯定能否找到愿意干的人。我告诉他钱不是问题,这似乎让他更加沮丧。既然我能负担得起古怪的实验性弹药,那一张最终用途证明书不更是小钱吗?

不,我告诉他,不!按我的意思办,我提醒亚瑟。

亚瑟捋着胡子,长叹一声。接着他点点头。很好,事情将按照我的意思进行。

不用说,他要了一笔高价。我在别的事情上都理性十足,但钱这种小事我无所谓,就当偶尔发发神经好了。这笔买卖上的种种分歧肯定让亚瑟心烦意乱,他显然已经决定尽量不在这桩充满麻烦的生意里陷得太深。他很配合地抓住了我甩出来的每个机会,把自己剥离出这个项目。一找到弹药生产商——一伙瑞士人,他就心甘情愿地让我和他们直接联系,然后洗净双手,只留下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