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血桥（第2/12页）

这个任务交给了咸阳内史，咸阳内史又把任务下达给了咸阳亭，最后，任务落到了奏谳署的一个专门起草法令的书佐手上。他的本事就是把统治者模模糊糊的念头变成有板有眼的公文。他曾经为人口大迁徙的新形势下如何灭九族提供解决方案—人口档案要存在乡一级行政机构，进行人口普查时，乡吏很容易深入基层摸清居民及其配偶的直系、旁系亲属和祖坟的所在地；人口迁徙时一定要附带这方面的档案，在迁入地、迁出地都要备案，这样，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犯了大逆之罪，朝廷很快就可以查出他全部的兄弟姐妹、叔叔、婶婶、姑姑、姑父、舅舅、舅妈、姨、姨夫、表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等等在哪儿，以及他的配偶的这些亲属，以及他们的祖宗埋在哪儿，以便挖出来戮尸。这位书佐并不觉得这有什么残忍，他坐在清凉的衙门里，撰写条例是他的乐趣、游戏。让这样一个人来区分燕人和其他人是最合适的了。他将要用一支笔、一些木片和一把改错别字的刀来决定千千万万燕人的命运。

人们不会记住他的名字，但确确实实，所谓“法令”是由一个小人物在点着昏黄的油灯、挂着沾着蚊子血的帷幕、窗户上断了几根木条却迟迟没有人来修的衙门里制造的。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把户籍分为“主籍”和“客籍”，前者代表土生土长的秦人，后者代表由其他地方迁来的人，不管他们在这儿住多久，他们永远是客人。在“客籍”中再按齐、楚、燕、韩、赵、魏来分类，并涂以不同颜色的油漆。既然上头特别在意燕人，就把燕客籍涂成最打眼的红色吧，这正好也是囚服的颜色。主籍就不涂任何颜色。

由于有针对灭九族完善的那些制度，调查每个人的籍贯本来是很容易的事—到乡里查档案就是了，但这位书佐凭经验知道，一项威严的法令应该把事情搞得复杂些，他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吃这碗饭也要把事情搞得又复杂又无懈可击，何况乡里的公仆们也渴望着为百姓做点事。于是办理新牌子的程序就是这样：先由本人填报出身情况，将它交给最基层的里典，里典初审后再交给亭里，亭里复审后再交给乡里，乡里再将几万支以“敢言之”开头、以“敢言之”结尾、中间是上述内容的重复的木片发往全国各地去核实，这些木片又经过乡、亭、里翻来覆去的程序回到户口所在地，如果上一次针对灭九族的人口普查有所疏忽，这次还可以纠正。这样半年过去了，居民就可以到乡户籍处排五里长的队领新牌子了，排队也是为了让他们稍微分担一下公仆们的辛苦。

这位敬业的书佐，一天半夜又被一个把事情搞得更复杂的点子激动得跳下床来，挑灯夜战弄出了新的条例—客籍的车、马，买国家统购统销物资的牌子，也要涂上不同的颜色，路窄时红色的车马要让绿色的车马，所有有颜色的车马都要让本色的车马（是否需要展开一次全国马口普查，核实每一匹马是不是秦国土生土长的？他想了一下，还是算了）；同理，买肉排队时，本色牌子可以夹在其他牌子前面，只要有人排队，持红牌子的就永远是最后一个。甚至，可以把他们的婴儿涂成红色。

在真正实施时，朝廷免去了跨郡核实的步骤，因为现在迫切需要甄别燕人。亮颜色的人感到了歧视的味道，民怨开始沸腾。有的人在秦国定居了三代，连燕国话都不会说，证件和车马，以及婴儿的额头，还被涂成了红色的。一天早晨在渭桥上出现了这么一行字：当朝丞相李斯的牌子是红还是黄？有没有人检查他？后来又有人问：难道我们不是秦国公民吗？今上二十六年将我们从河朔迁来难道就是为了用红油漆把我们标为下等人吗？那又何必让我们离开故乡？秦国人到了燕地是不是也要挂上红牌子、抱个红孩子？……没有人出来回答这些问题，公仆们陶醉于翻腾档案、用小刀在木片上刻三角凹口、把它剖开、抄写、涂漆……只有这些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活着。

行刑台

一项新法令公布了，被刻在一个石碑上，取代了咸阳宫广场中央的“商鞅之法”石碑：对于国家的法令，有敢妄加评论的，按本法令论处。具体来说：

一、大庭广众下所议论的，脸上刺字，服三年苦役。

二、结伙议论的，剃头，脸上刺字，服十年苦役。

三、在结伙议论中有指向伟大天子的言论（比如议论阿房宫、骊山陵、空中通道、开采丹矿、派遣船队寻找新大陆和描绘正确的世界地图）的，贬为终生奴隶。

四、在上述行为中有颠覆国家的嫌疑的，游檄、士兵有权执行“弃市”，即当街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