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第三本书（第2/3页）

“笔者于一九六四年六月间曾订购当月二十日自台中飞台北之民用航空公司一六号班机机票，因临时访诊而未能及时登机，但是该机在起飞五分钟后突然爆炸坠毁，机上乘客四十八人、机员九人全数罹难，无一生还。”

抄录到这里，我必须先暂停一下，作一点补充—即使是在青年公园的一座凉亭里避雨的那天下午，当读到汪勋如所写的这个段落时，我也曾掩卷长思，惊叹良久。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空难。空难发生当时，我才念小学一年级，正在兴奋地期待暑假，我老大哥忽然到家来，问家母知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家母以为共产党包围打台湾了，吓得赶紧要收拾东西。老大哥又问：“叔叔呢？”家母早已飞快地往怀里揣上两个小便当包儿那么大的首饰盒子，匆匆答他：还在部里，打起仗他就回不来了。”我老大哥这才说没打仗，是有架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接着他说了几个名字，我一个也不认得，直到当天晚上，第二、第三……以至不知道第多少天，收音机里随时都在播报那从天上掉下来的飞机里坐着一大堆刚参加过亚洲影展的重要人物—他们之中特别重要的一位叫陆运涛，是个“电影界的巨子”。当时的我并不理解：为什么锯子会有名字，也不知道陆运涛有多么了不起。而我老大哥所关心的则是一个叫龙芳的人，据说龙芳是我老大哥任职的电影公司的老板—如果后来我老大哥跟家父咬耳朵所说的没错（或者该说是我没听错）的话，那龙芳也是老漕帮的大光棍。家父答复他的话很简单：“管你自己分内的事罢，少说废话！”然后他们俩喝了一夜的五加皮。

过了很多年，有报章杂志重新翻炒过这个老案子，说这架飞机之所以忽然爆炸，其实别有隐情—那是大陆方面为了惩治像陆运涛这样一个坚决反共的电影界大亨而干下的勾当。这种猜测最后是否证实，我已经不复记忆，但是我一直记得我老大哥涨红了一张醉脸，赌天咒地地说：“这种事，除了天地会那些王八蛋，谁做得出来？”

窝在凉亭里忍受着不时隐隐然传来的尿骚味，我心头出现了这样几个疑惑：倘若那一架隶属于“民用航空公司”的一六号班机并非出于机械故障而爆炸失事，而确有人为引爆的嫌疑，则何以一直未见真相公布？如果的确是大陆间谍所为，那么公布出来，不正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匪谍”的最佳实例吗？假设我老大哥的判断为真，则“天地会那些王八蛋”为什么要对一堆电影公司的大老板们下手呢？再者，假设下手的对象仅应及于龙芳这老漕帮的光棍一人，而其余皆冤枉陪葬，为什么汪勋如会在他的著作的末章提到这件案子呢？显然，他在那则记载中暗示：他才是引爆那架班机的人原本想要置诸死地的目标。于是，我连忙展卷、继续读下去—

“这一次空难是一个全台湾瞩目的事件，也是一个真相湮灭不明、隐情覆没不彰的事件；因为在一般社会大众的心目之中，它是孤立的、偶发的，没有人会将之和其他曾经发生过的，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并合观察。不作这样的观察，便更难追讨出单一事件的原因。

“笔者之所以于本书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天地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汪家医从事迫害，且不断经由挑唆吕门医对汪家医进行斗争，其目的正是在揭发天地会党人不徒为损毁一部医道而制造了诸多毁灭性的灾难，同时更借由社会大众对于个别灾难的健忘而消匿其元凶大恶的本来面目。

“这些灾难都是历历可数、班班可考的。例言之，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笔者于台北市馆前路所开设之‘河洛汉方针灸医院’忽然闯入强徒数名，翻箱倒箧，将院中一应设施悉数捣毁，但并未取走钱财分文。为首者是一姓名为‘罗德强’之男子，该男子于离去之前留下了一句恐吓言语：‘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然而在出言恐吓之后，此人不慎失落其任职于日本驻台机构警卫之职员证一枚。笔者立即报警处理。当日下午六时许，‘罗德强’又返回医院，意图夺回失落证件而与正在勘察现场之刑事警员发生冲突，力不能胜，躲入医院对面一幢十一层高的大厦之顶，与警方对峙十小时，最后在十一月八日清晨五时许刻意避开消防安全网而坠楼殒命。

“原拟深入追究此事首尾的检警人员于三日之后至医院告笔者曰：‘罗德强’既然已经自杀殒命，这宗毁损的案子便应宣告撤销。笔者坚辞不允，检警人员却告以：如果罗某背后并无主使人，则此案没什么好再追究的；若有主使人，也是你我追究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