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筚路蓝缕（第2/3页）

特区也是一步步办、一步步往前扩大的嘛。

顾骜知道如今国内有足够勤恳和技术的工人，如果把加工厂设在国内，确实可以省掉很大一笔钱——国内装配工人和焊工的薪水，一天最多几块钱，即使是在特区。

（顾骜还用不起SMT贴片机，所以电路板上的元器件只能用工人拿电烙铁一个个手焊。SMT如今也不成熟，是美国最高端的技术，80年代才进入湾湾和韩国。）

而香江的最廉价体力型黑工，如今都要50块港币一天的薪水了。能确保不虚焊的优秀电子厂焊工，起码开价200一天。（后来SMT普及后，有了自动的波峰焊/回流焊，电子厂工人工资才下降的，因为手艺不重要了。）

不过，顾骜稍微查询了一下相关政策后，就发现把厂子设在深市有个最大的问题——美国公司的Z80型CPU芯片，无法以正规途径入境。

原因则是外汇管制。

这也是后来80年代，国内在电子产业发展上，远远不如湾湾和韩国的原因。

当时，国内对于把东西卖给外国人创汇，是非常欢迎的。

但如果在这个创汇的过程中，你必须首先进口外国的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赚取一个差价，那就非常麻烦。

国家最怕的，是进口进来的物料，无法严格按照当初申报的用途使用——比如顾骜要开游戏机厂的话，申报了买1000片Z80的CPU，每片消耗外汇150美元；如果最后确实出口了1000台游戏机整机、每台售价500美元，那也就罢了。

怕就怕最后出口只出了800台，还有200台偷偷在国内高价卖掉了，甚至是把这200片差额的免税Z80用于生产彩电/自动洗衣机的控制板——那样，就没有把所有进口物资都用于创汇，而是被中国人自己“堕落”地“消费”掉了。

这是国家非常忌讳的，因为当时的导向就是“所有的外汇都该用来创造更多的外汇，而不是供国民奢侈”。同时挪作自用的话，还涉及到一个“避税走私”的嫌疑。

如果过个15年，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因为统计手段、法治完善程度和技术监控都上来了。

弄个隔离的保税加工区，比如沪江的浦东保税区、姑苏的昆山保税区，确保进口到这些地区的物料，统统不许流入国内的其他地方，只许在保税区加工完后、走太仓港原进原出。所有花外汇买进来的东西，只能用于赚外汇，而不是给国民自己消费。

但是在79年谈保税，显然太不实际。

所以，要在国内建厂，最大的瓶颈就是“只能建设所有原材料都能在国内找到供应的厂”，如果原材料要靠进口，就完蛋了。

而同期的湾湾和韩国显然没有这种顾虑，湾湾只有不到2000万人口，韩国也才三四千万。他们很容易统筹，既然赌了国运（地区运）要搞电子产业，那就每年进口个几亿片英特尔和其他顶级芯片巨头的各种高精尖原材料。

哪怕最后真有两三千万片被用于生产国民消费品了，只要剩下的几亿大头全部是拿来出口的，湾湾和韩国就不怕外汇枯竭。

在这种大水漫灌的决心下，把国家/地区发展赌在三星/LG或者台积电/富士康身上，也确实可以出成果。君不见如此孤注一掷十几年后，三星一家就能带动韩国全国三分之一的GDP了。

两地在产业链上向上下游发展了十几年后，终于开始搞自己的芯片，后来三星和台积电也颇为成功。而国内直到17年才爆发中兴被芯片禁运案卡脖子。

但湾湾和韩国的路，明显不能适合内地国情——以国人对当时凭票、匮乏的电子产品之渴求，恐怕是几亿片的英特尔制品涌进来，我们的内需市场都能消化掉，那国家的外汇储备就彻底清空了。

而且哪怕垄断了全世界的电子产业，这个行业的规模也养不活一个十亿人的经济体。不舍得为这个行业打乱了外汇管制的全局。

顾骜思之再三，觉得去深市办厂还是风险太大。

最后，他模模糊糊敲定了一条思路：

“或许只能考虑两段式的加工布局了——国内找个工厂委托加工也好，自己弄个挂靠的电子厂也好，把‘不需要用到Z80款CPU’的半成品造出来。然后运到日本。在日本再以港资公司的名义，弄个小规模的装配车间、稍微雇几个工人。这些人只负责把CPU焊到电路板上、然后烧制程序并整机检测，然后包装供货。这样用不了多少人，日本这边工资高也就忍了。说不定将来还能发展成一家提供售后服务型的本土小企业。只要销量撑得住，成本不是问题。”

顾骜也被自己的脑洞折服了。

如此一来，离开日本之前，他只需要考虑如何在这儿发展一个代言人，并且搭建起一个检测装配的小车间班子，以及弄到一批Z80芯片的进货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