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2/11页）

等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毛处长官复原职，还回到省委农工部任处长。同时，为了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农业生产，他还主动要求再在阳城郊区蹲点一段时间，并挂职郊区区委副书记。这时，洪书记刚好从阳城农校中专毕业。毛处长对洪家子弟熟悉，又感恩于对洪家患难之中给予的关照，就把洪书记带在手边精心调教，不久之后让他担任村支书、公社农技站长，及至后来当上乡党委副书记，一步步正式走上政坛。

说过这段大概经历，回过头来再说毛处长其人。这位从小参加革命的老人，由于有进入农学院系统学习的经历，后来又长期深入农村基层，成为全省有名的农业专家，特别是在治理高沙土、经营水利、沿江农作物布局等方面独有造诣。在上世纪，我国还是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十多亿人吃饭乃是第一要务。即使像经济比较发达的本省，乡镇工业虽然已经是如火如荼，可农业在整个经济中依然十分重要。因此，像毛处长这样的农业专家，按说早应该提拔到某个地市或厅局担任更高层级领导，不想，正是缘于其在专业领域的独特声望，却被省里宝贝般一直“珍藏”在农工部，直到离休也才享受到地厅级待遇。不过，也因为此，他在省领导面前颇有发言权，其威望绝不亚于某些位高权重的厅局长。尤其下到各个地市，更是深受基层党政负责人的尊敬。洪书记之后一路从乡、县到市，进步速度颇快，就与他的力荐有很大关系。

冯开岭这一介绍，黄一平恍然大悟，难怪这么多年冯市长一直对这个毛处长敬重有加，原来内有玄机。

“既然毛处长与洪书记关系特殊，那么他与张大龙私交如何？”黄一平问。

“毛处长与张大龙没有什么交情，据说印象也不是太好，主要是张在省城阳城籍老人那里总体口碑不佳。”冯市长说。

“哦，那就好。”黄一平不禁松了一口气。

“到毛处长跟前，知道话怎么说吗？”冯市长问。

“知道了。”黄一平嘴上这么答，心里却也不是十分把握，就当场将说辞演示一遍，特别对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做了预案。冯市长听了，表示满意。

“这次给毛处长带点什么东西呢？”黄一平问。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直接找邝明达拿。至于印厅长那儿，你熟悉他的情况，一切由你具体操办，所需费用也找邝明达报销。”冯市长说。

黄一平点点头，表示领会。

“记住，凡事点到为止，过犹不及。老同志们身经百战，见识过的大场面多，千万别把戏演过了。还有，在省里不要张扬，遇到熟人尽量躲开。”冯市长再三叮嘱。

冯市长的这一番推心置腹之语，让黄一平感动不已。他想，官做到冯市长这种级别，有时也很难，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身边奉承迎合者不少，可到了关键时刻，真正能说点心里话的人却很少，说到底还是高处不胜寒哪。

如此说来，黄一平此次省城送礼之行，责任相当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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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黄一平对于这种庸俗的送礼陋习，极其反感甚至厌恶。

记得很小的时候，常听老实巴交的父母在家议论，村里某某人家由于给村支书送了一只母鸡，竟然就多领了好多救济粮、款，或者分得了一块户户眼红的良田。那口气，就像得好处者不是给别人送了母鸡，而是偷了别人家的母鸡。后来读小学、中学，父母亲督促子女们认真学习的警诫之语，就是时不时威胁说：“要是不好好读书，就得像庄东的王小二，把家里准备砌房子的钱拿出来送礼，才被村里推荐到乡办砖厂上班。”其实，那个王小二不过是砖厂里一个普通装卸工，完全凭苦力挣钱，可是让黄一平父母这么一说，就像他挣的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脏钱。总之，在黄一平幼小的心灵里，早已播下仇恨送礼的种子。

在N大读书那四年，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一流，一手现代诗做得行云流水，在学生会副主席、诗刊副主编等多个岗位上也非常卖力，加入党组织本来应该板上钉钉，可班上仅有的最后一个名额，却让一位经常往总支书记家拎板鸭的同学抢了。等到毕业时，包括方教授在内的几个老师都极力举荐他留校，按照考试成绩也是非他莫属，最后还是被另一个同学鸠占鹊窠。据说，那个成绩平平、表现一般的同学，家里开着工厂，其父用卡车往学校领导宿舍区送礼，近乎于南方上门推销产品惯用的一个形容词——“洗楼”。后来分配回到阳城，按N大的名气与黄一平个人实力，怎么说也应该分在省属阳城中学，不料半途又遭遇暗算，竟被发配到城郊结合部的三流学校五中，直到借调局里才知道，又是落败于送礼那一套。经过如此重重打击，黄一平对送礼一度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声称此生绝不染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