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最重要的人脉，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 财政局的窝案（第3/5页）

侯卫东道：“周书记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新窝子虽然好，但是缺点明显，太偏了，投资比其他几个点都要大。”

高健听得焦急，道：“老弟，新窝子是南部新区最好的位置。你要在周书记面前美言几句，你找个机会带周书记到新窝子来，最好在下了暴雨之后，小河涨些水，新窝子的景色就更美了。”

侯卫东道：“我尽量找机会。”

放下电话，侯卫东想了一会儿南部新区的新窝子，思路不知不觉又溜到了刘传达身上。在沙州素有“老黄牛”之称的副市长刘传达，居然做出了令人震惊的案子。

这种强烈的反差，摔碎了沙州一地的眼镜。

在沙州的市级领导中，刘传达是老资格的副市长，平时很低调，工作作风扎实深入。他分管着国有企业这一块，几乎将时间都花在企业里，上上下下口碑甚好。

侯卫东至今还记得与刘传达的第一次见面，当时他还是祝焱的秘书。刘传达和祝焱喝了不少酒，喝酒以后，分管工业的刘传达当场表态，同意将啤酒厂分厂建在益杨新管会。

这么一个务实、豪爽的老资格副市长，成了沙州第二块腐肉。

省纪委书记高祥林就如一只饿鹰，飞行在岭西的天空上，将以前的茂云地区班子啄了一个底朝天。如今这头鹰又飞到了沙州的天空上，财政局局长孔正义是第一个目标，刘传达是第二个。

刘传达被双规以后，在孔正义的交代材料以及一些确凿证据面前，他稍作抵抗，便痛快地承认了自己的问题——侵吞了国有资产。

从1993年开始，主管沙州工业的副市长刘传达和管着钱袋子的财政局长孔正义，两人先后借用了财政资金，将原价值近一亿元的棉织厂用三千多万元买下，实现了国有企业的“国退民进”。

具体方法很经典也很简单，但是必须由合适的人来执行。

刘传达在进入政府以前，转业到沙州棉织厂，后来当了厂长，对棉织厂里面的道道很熟悉。更加有利的条件是现任厂长是其徒弟，同时也是财政局长孔正义的表弟，刘传达将其徒弟从普通工人一直提拔到厂长的位置。

在90年代初期，沙州下属各县的棉织厂、丝厂纷纷破产时，沙州棉织厂在刘传达的力挺之下，还拼死拼活地挣扎到了90年代末。但是，沙州棉织厂在完全开放的激烈竞争中，就如破损严重的大船，终究要在大海中颠覆。

刘传达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当其徒弟在一次醉酒后提出这个想法时，就不由得动了心。他找人注册了一家私人公司，并拉着财政局孔正义下水，借用了财政局的资金，三个人买断了棉织厂主要生产车间价值两千万元设备的经营权，用公家的设备为私人公司生产。

到了1996年，棉纺厂资产亏损进一步加剧，他趁着岭西提出“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的大形势，顺利让工厂破产。

在沙州市对资产进行评估时，他采取少评、漏评等方式，让厂里的国有资产大为缩水。

刘传达顺利地完成了对原棉织厂的接收，他对工厂有感情，尽量让原厂技术人员进入新厂。新厂与老厂从人员到设备基本一样，却没有原来的沉重包袱，很快就有了盈利。原棉织厂的技术人员及工人到了新厂，工资比在老厂普遍都有了提高。

到了1998年底，新厂将先后从财政借用的三千万元资金还给了财政局，其中包括了利息。这事做得神不知鬼不晓，如果不是财政局有一双时刻窥视着孔正义的眼睛，棉织厂终究有一天会彻底淡出沙州人民的视线，新厂或许将续写沙州棉织业的辉煌。

随着刘传达和孔正义被批准逮捕，沙州棉织厂厂长、财政局三位科长、计委一位副主任被双规。沙州政坛虽然没有经历如茂云市一样的大地震，却也是波涛汹涌。

得知了详细案情，沙州市市委书记周昌全心情着实沉重，与省纪委书记高祥林电话联系以后，亲自来到了省纪委。

夏已去，秋虽至，岭西的阳光仍然毒辣。奥迪车里空调不错，将车里空间弄得跟北方草原一样凉爽，可是看着窗外明晃晃的阳光，更加让人觉得热得慌。

市委书记周昌全进了省委大楼已有一个多小时，一直没有下来。

司机马波见侯卫东等得有些疲倦，道：“侯主任，前面有一个茶楼，你干脆进去喝杯茶，等周书记出来时，我给你打电话。”

马波数次透露出要转行的意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参加了函授学习，很快就能拿到大专文凭。他想趁着周昌全在位之际，调到一个好部门去工作。一年多时间，随着侯卫东与周昌全关系越来越密切，他对侯卫东的态度由客气变成了巴结。一来侯卫东可以在周昌全面前帮着说话；二来据他观察，侯卫东以后当大官的几率很高，这将是一个不错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