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挂职五年,我竟然还不是公务员

出院时妻子去结账,发现我不能按照公务员标准享受医保。我急忙打电话向组织部咨询,组织部的解释是:挂职人员挂职期间身份不变,待重新安排新的工作岗位以后,按新的岗位重新确认身份。由于我挂职前是事业编制,也就是说,我挂职五年还不是公务员!

自离开政界以后,突然之间我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人们好奇地等待,等待我以全新的身份重返意见舞台再次发声。许多人以为我会就此倒下,其实我一刻也未曾倒下,即使是倒在病床上,我的大脑也从未停止过思考。5月26日,临上手术台的前一天,我接到了好朋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安庆打来的电话,他再次鼓励我把挂职五年的经历写下来,为后世留一份珍贵的记忆。上午10点30分,手术室里的护士准点来到病房接我去手术台,我交代我的妻子,三天以后把我的手提电脑拿到病房里来,我要动手写《官路》。妻子虽然不悦,但并不忍心拒绝我。她怕我全麻之后不再醒来。

其实我也害怕。

对于生死我原本看得很淡。每次七旬老父提醒我要注意身体,我总是很淡泊地对父亲说:“生死有命,何必那么在意?与其没有意义地活在世上,不如死了的好。”那个时候之所以看淡生死,是因为还没想好死后,我该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如果什么也不想留,那就好好地享受生活,一旦大限来临,因为没有遗憾,所以能够坦然面对。生命,其实只是一个过程。生,由不得你,死,亦由不得你。既然都由不得你,何必在意其长短?

10点43分,带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我被推上了手术台。女麻醉师拿着一个麦黄色的呼吸罩,很温柔地对我撒了一个善意的谎:“先吸两口氧气。”我信以为真,吸了两口,便幸福安详地暂时离开了“人世”。待我恢复知觉回到阳间,突然冒出了一种怪怪的感觉:“像这样死去真好,没有痛苦,不知不觉……”

第一个来看我的,是我的老师张万雄。他原以为我是因为工作安排不爽,找一个借口住个院散散心,没想到我一下子挨了十刀。其实,早在去年下半年我就应该手术,痛风结节让我的手脚严重变形,可当时由于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到了今年3月,妻子敦促我赶快住院,我说,还是等一等吧,挂职就要结束了,待新的工作安排好了以后再做手术。我不愿在离开之前给人们留下一个“借住院为名收敛钱财”的恶名,要走就走得干干净净。

对我的这种态度,父母极为赞赏。特别是一辈子省吃俭用、“把钱看得很重”的父亲,突然变得大方起来,他主动对我说:“你马上要到一个新的单位上班,路途遥远,又没了专车,很不方便。我也晓得你每个月只有那么一点点收入,孩子要读书,还要还房贷,为了照顾你,老婆又辞了职,连过日子都有些紧巴巴了,不可能有多余的钱去买车。我和你母亲商量好了,等你好了我们出钱帮你买一辆。”

“二老的心意我领了,我暂时还不想买车,先挤一挤校车再说。”我不忍心去花父母积攒起来的辛苦钱,便不假思索地回绝了他们的好意,“你们要帮就帮帮大哥,他离了婚,生意又不景气……”

“你大哥我不是不帮,只是暂时我不想帮,先逼逼他,不逼他不得上路,现在帮他他会产生依赖心理。你不一样,从小就很自立。眼下你又遇到了困难,父母不帮你谁帮你?我和你母亲攒的一点钱,迟早都是要给你们的,现在给你或许比将来给你更顶用一些……”

父亲的一番话,让我留下了热泪,也帮我解开了一个多年未解的心结。在我们三弟兄中,我一直以为父母最溺爱哥哥,最偏爱弟弟,最不喜欢的就是我。其实是我误解了他们,过去我不能理解,经历了这次工作的变动和手术,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父爱、母爱的无私和伟大。自我突然调离官场以后,我发现父母一夜之间似乎衰老了许多;待我住进医院以后,他们衰老得更为明显。父母家离我动手术的医院很远,坐公交往返要花费近两个小时。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我熬稀饭并准备一天的饭菜,准备妥当以后,还要拖着年迈的身子,锅碗瓢盆一大堆地往我的病房里搬。父亲虽然不会操持家务,但心累,生怕我抑郁,隔三差五就跑到病房来陪我,没话找话地陪我海聊。他越找我聊我越难受,我会从内心里感到惭愧:父母生病住院的时候,我何曾这样待过他们?

我期望赶快出院,在医院里待的时间越长,我亏欠父母妻子的会更多。

终于等到了出院的日子。妻子结完账回来满脸狐疑地问我:“你当了五年市长助理、副市长,怎么不能按照公务员的标准享受医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