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第4/7页）

这是下一步的事情，此处先不细叙。只说董志良做了市委常委后，因自己不久就要离开农业局，局里该重用的都做了重用，该提拔的都做了提拔。这也是官场的套路了，一任领导走之前总要做些好事，没必要把现成的人情留给继任者。这跟皇帝一登基就大赦天下的意思有些相同，我得了便宜，也不能忘了众人。另外董志良还将杨登科也扶了正，任命为综合科科长。却仍然让他给自己开车，董志良不想在农业局工作的最后几个月再换个司机，这叫穿惯的针，用惯的线，使唤起来方便顺手。当然也不排除今后将杨登科一齐带走的可能。

就在众人皆大欢喜的时候，出了一个与芬芳山庄有些瓜葛的小插曲，有人跑到市里上访来了。那天天上下着毛毛雨，杨登科送董志良到市政府去向田市长汇报工作。董志良已是市委常委，倒过来成了原来分管农业的副市长的领导，他再向副市长们汇报工作有些说不过去，有事只好直接去找田市长。因为汇报内容并不多，要不了太多的时间，杨登科没将蓝鸟开走，把车停到政府大楼前的坪地里，坐在里面一边听音乐一边等候董志良。听的还是腾格尔的带子。董志良越来越喜欢腾格尔的歌，杨登科也要向领导看齐，不敢不喜欢。

正听得来劲，忽有大声的呼喊传过来，竟然盖过腾格尔悠扬的歌声。杨登科不免心生好奇，按下车窗，往外张望起来。原来是有人披了只破麻袋，上面写着一个偌大的冤字，跪伏在政府大楼前的台阶上大声喊冤。

如今国家正处于转型期，利益格局变化很大，社会矛盾集中，到政府来请愿上访，甚至寻衅闹事的不少，政府见怪不怪了，杨登科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的，不再关心外面的上访人，按下车窗又听起腾格尔的歌曲来。听着听着，杨登科觉得倦意袭来，连打几个哈欠，头往沙发高背上一搁，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直到董志良回到车上，在杨登科肩膀上拍了几下，他才从梦中惊醒过来。开着车快出政府大门时，只见两位保安一左一右架着一个人往门外直拉，正是刚才的喊冤者，披在背上的破麻袋上的冤字格外显眼。蓝鸟已经开了过去，杨登科又忍不住往反视镜里瞧了瞧，当时就吃了一惊，喊冤人竟有点像是自己的战友猴子。杨登科当然不敢肯定那就是猴子，因为反视镜上沾了不少雨水，有些模糊。而且车上又坐着董志良，杨登科不便擅自停车，方向盘一打，出了传达室。

也许是喊冤人跟猴子有些相似吧，从此喊冤人背上的破麻袋就深深地嵌进了杨登科的大脑。尤其是麻袋上那个十分显眼的冤字，仿佛一只怪兽，常在杨登科眼前张牙舞爪的，欲挥之而不去。第二天杨登科抽空去了一趟市政府，想打听昨天的喊冤人，市政府的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上政府喊冤的人太多，一天要来好几起。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董志良在局里主持局务会，杨登科趁机去了一趟侯家村。猴子家没人，堂前屋后蛛网密布，青苔暗生，一片破落迹象。找到邻居一问，说猴子家半年没住人了，猴子一直在外上访。杨登科想，那天在市政府看到的披着破麻袋喊冤的人一定就是猴子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杨登科去了侯村长家。侯村长也没在，说是乡政府的人把他喊走了。杨登科只好找其他人打听猴子的情况。原来猴子承包的药材基地被村里要回去划给了园艺场，可园艺场跟芬芳公司建设的芬芳山庄已经投入使用了，猴子交给村里的五万元承包款却依然没有拿到手。为此他在侯村长屁股后面追讨了一年多，开始侯村长说他的承包款村里已经用光了，要猴子等两三个月，有了钱就还给他。三个月后，猴子又去找侯村长，侯村长说猴子承包的药材基地要交国土占用税和农林特产税，乡国土管理所和地方税务所已在村里的提留返还款里抵扣了五万多元，早超过了猴子的承包款，村里已经不再欠猴子的钱了。猴子自然不服，他的药材基地才铺开摊子，一分钱都没赚到就被村里收回去卖给了园艺场，自己的损失没得到任何补偿，哪还有倒过来要自己出国土占用税和农林特产税的道理？猴子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在破麻袋上写上一个老大的冤字，披到背上，层层上访，先是乡里，接着是区里，都没有人理睬他，于是又到了市里。

杨登科不免要联想到何场长送给自己和董志良的那三十万元钱，何场长说是从芬芳公司多拨给村里的地皮款里返还的，当初村里怎么不从里面拿出五万元还了猴子那笔承包款呢？但杨登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太幼稚了。以芬芳公司为轴心，环绕周围的何场长董志良包括侯村长和他杨登科，可说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彼此之间的权钱交易也好，钱钱交易也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延续以后的合作，以继续获利。至于猴子，跟这个利益共同体没有关系，谁有义务操心一个乡下普通农民的承包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