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第3/19页）

7月上旬，同道北上的蒋介石、李宗仁在郑州与“扶病”而来的冯玉祥会合。这时候的老冯已经是满面红光，脸上看不到丝毫病容。

可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冯却又频频咳嗽。李宗仁望其人，听其声，便知道他是假咳嗽，于是就用膝盖碰了碰坐在他身旁的李济深。

散席后，李宗仁问李济深：“你看冯先生在害病吗？”李济深微笑道：“他在扮戏！”

第二天，一行人乘车抵达北平郊外的长辛店，阎锡山、白崇禧等人早就在车站迎接。这是李宗仁和阎锡山第一次见面。除了和白崇禧一样，觉得阎锡山“皮肤黧黑，长相看老，说一口极重的山西土音”外，李宗仁还对此人得出了另外一个印象：态度深沉，寡言鲜笑，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与冯玉祥粗放的外表，形成了鲜明对比。

阎锡山士官学校的学历依然引起了李宗仁的兴趣。李宗仁曾听阎的同学程潜说过，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的成绩其实一般，加上平时装扮又土里土气，当时谁也没看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不料回国之后却渐露峥嵘，成了整个士官系中混得最好的人物。

7月6日，大家齐赴北平香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蒋介石任主祭，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襄祭。四人行礼已毕，然后打开棺材盖，瞻仰孙中山的遗容。

这时蒋介石忽然扶着棺材哭了起来，冯、阎二人也频频擦泪，“状至哀伤”。

只有老李一个人木然肃立，并未落泪，而且他觉得其他三人都太过矫情，他本人没有这种表演本领。

民国地质学家丁文江和“李白”都很熟。他对“李白”的看法是，李宗仁比较忠厚，没有一句假话；白崇禧相当狡黠，没有一句真话。钱昌照也认同这一看法。

不过要说哭泣的三个人都是在装样子，也并不尽然。至少蒋介石的痛哭是有一些真情的，四人中以他跟随孙中山的时间最长，孙中山留给他的政治遗产也最多。再想到，如今虽然好不容易完成了北伐，可周围还是群雄环伺，难题成堆，当事者的心情确实是五味杂陈，一旦抚今思昔，难怪要“热泪如丝”了。

后面一大堆人里面，看不惯蒋介石的大有人在，有人已在嘀嘀咕咕地开骂：“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

冯阎李开始劝蒋不要再哭，这一劝不要紧，蒋哭得更厉害了。一些人不耐烦起来：“叫他哭吧，我们走了！”

蒋介石这才勉强止住哭声。孙中山的棺材盖被盖下，一场各怀心事的哭灵宣告结束。

神仙会

祭告典礼只是一个必要仪式，大家齐集北平，主要还是为了开善后会议，而善后会议的议程之一，乃是会商东北问题。

蒋介石的幕僚、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在一年前提出过一个“分治合作”理论，主张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分立的地方政府在政治、军事、财政上保有自主地位。蒋介石又考虑到北伐军若出兵东北，日军必然又要像“济案”那样加以阻挠，于是便倾向于将“分治合作”理论运用于东北，这就有了改旗易帜。

改旗易帜简单说来就是将东北政府的五色旗改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表示归顺中央，但实际仍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召开善后会议之前，蒋介石特派吴铁城等人到东北进行了改旗易帜的游说。

张作霖被暗杀后，张学良子继父业，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从此开启了东北的张学良时代。张学良自知凭实力难以与北伐军抗衡，同时也认识到仅凭东北一隅无法抵抗日本人的入侵，只有通过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牵制日本，因此很快就接受了改旗易帜，并派代表到北平做进一步接洽。

有人认为，东北易帜乃中央与地方势力妥协的产物，是一种不成熟的国家统一。北伐军高层在对此展开讨论时，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冯、阎和奉系之间有宿怨，同时又都有分割东北之心，两人便力主在东北辄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的情况下，继续向关外发动进攻。

与他们相反，新桂系的根据地位于南方，桂军也主要都是南方人，不耐严寒。李宗仁估计即使顺利拿下东北，他也沾不得多少光，那里必然是冯阎的天下，所以主张对东北停止用兵。

蒋介石早就打定主意要实行东北易帜，不过因为要在会上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结果导致东北代表在北平待了十几天还没能得到接见。其间这些代表不但常收到恐吓信，还被人用言辞进行羞辱，感觉自己好像亡国奴一样，十分难堪。为了以退为进，他们放出风声，称如果再无说法，就将离开北平。

李宗仁听到后，即告之蒋介石，蒋介石于是顺势派员前去与东北代表晤谈。这样东北易帜的方案终于得以确定下来，以后奉军也就被改称为东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