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末路（第3/4页）

端方深刻地指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不受尊重，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

1909年6月28日，端方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美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华盛顿邮报》（Te Washington Post）的题目就是“塔夫脱（总统）观察中国，从端方的任命看到伟大的商贸开放”，认为端方出任直隶总督将极大推动大清国改革的广度和深度。

当国内外都对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而给予热望时，端方却在半年内因严重违纪而被革职。

1909年11月20日，李鸿章之孙、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弹劾端方，理由是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大不敬”，证据有三：葬礼中沿途派人照相；迁奠礼上焚化冠服时，端方的大轿从侧旁“横冲神路”；于风水墙内借行树为电杆（其实是为了照明）。根据曹汝霖的回忆，李国杰参加典礼后，与农工商部郎中冒广生谈及，冒广生说：“此属大不敬，你为御前大臣，敢弹劾吗？”李国杰经他一激，即说：“为何不敢？”遂由冒广生草奏，由李国杰参劾。

奏折一上，摄政王批示交部严议，而三天后，居然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除端方职务，另调湖广总督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

据曹汝霖记载，“伟侯（李国杰）公子好出风头，鹤亭（冒广生）名士喜弄笔墨，而摄政王对于大行皇帝之事特别严重，二人或有揣摩迎合之意亦未可知。余与二人均系熟友，一日我问伟侯，君与午桥（端方）是否有过节。彼笑答，因鹤亭激而出此，想不到午桥竟受到这样的处分，言时有悔意，可见上奏权不应滥用也”。

周善培直指端方是四川动乱的罪魁，莫理循则公开表示端方是“满人中之佼佼者”，“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

端方是满汉平等的首倡者，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有人认为端方的下台，是载沣为了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其实，作为大清“董事长”的载沣与有可能作为“总经理”的袁世凯本无根本冲突，与袁矛盾很深的其实是铁良等满洲亲贵。载沣当国，年仅26岁，凭借的只是慈禧太后的政治遗嘱。对于端方的“大不敬”，一旦有人举报了还不处理，载沣就很容易引火烧身。而野史表明，真正动怒的其实是隆裕太后，西方的媒体报道也认为端方毁在她的手里。后世有人因此感慨：“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

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着毋庸置议”。

蜀道之难

端方被革职后，过了两年的寂寞时光。这对一个年富力强又有丰富从政经验，并对国际大势知之甚深的人来说，当然是痛苦的。

铁路国有成为他政治翻身的机会，自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后，端方就一头扎进了工作。然而，正如盛宣怀、岑春煊一样，这三个人都是久困牢笼的猛虎，放出来后急于建功，一味躁进。盛宣怀、端方先受理路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这种雷霆手段本是处理此类乱麻般纠葛的不二法门，广东、湖南、湖北迅速见效，却奈何四川地方官员存了私心，阳奉阴违，导致了湿手抓面团，成了僵局。而岑春煊一边倒支持商办的主张，是另一种躁进，只是方向与盛宣怀、端方相反。

原本，端方与盛宣怀一样，都是主张强势贯彻朝廷精神的，但武昌暴动后中央政府底气丧失，而新生的资政院又还在宪政“实习期”，把宪政这辆进口豪华车开得七倒八歪，中央政府居然被压服，拿盛宣怀当了替罪羊，还要求处以极刑。端方也是被攻击的靶子，但他毕竟在外手握雄兵，自然无恙。端方很见机，随风调头，来了个“左满舵”，从坚决要求镇压闹事者变成了坚决要求释放无辜者，而“川乱缘起”也被他改为“实由官民交哄而成”，并弹劾了赵尔丰等四川官员。中央政府下令将被弹劾者革职拿问。

端方一转舵，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就落了个里外不是人的境地，他随即多次弹劾端方“济乱”、“诡谲反复”。11月2日，赵尔丰上书中央政府，痛斥端方，说川路纷争还在合法、和平范围内进行时，端方不断来电要求采取强硬措施，而等到他将蒲殿俊等抓捕后，端方却又变了脸，主张应该赶紧放人，认为首要一放，乱事就能平息。赵尔丰认为，“事理自有是非，法律期无枉纵，若竟不究虚实，旋拿旋释，不徒有伤政体，抑亦无此办法”。他认为，自己之前不拿“因其无罪而宽之”，随后抓捕“因其罪著而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