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罢市（第2/4页）

周善培讲了40多分钟，说罢市会造成民生艰难，罢市本是为了争取同情，但很容易被人趁机利用，因此维护好秩序是第一位的。他建议还是要紧紧依靠街正们，再由各街公举几位公正明白人担任纠察，配合街正。街上出现暴动者时，大家应该立即报请街正出面劝阻，如果不听，再采取强制措施；巡警退居二线，即使巡警发现暴动者，也必须先请街正劝阻，无效时再动用警力强制执行。众人欣然同意。

成都皇城附近街道（摄于1910年）。

散会后，同志会的告示贴遍了成都城，约法五章：一、勿在街市聚众；二、勿暴动；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柴米油盐等饮食照常买卖。这在日后的主流史家眼中，成为保路派革命不彻底的证据。

在成都将军玉崑8月26日发给北京的家信中，这位敏感的满洲将军认识到：“以刻下事论，将来怨久愤深，必有大兵劫可虑。”历史证明了，他又一次判断正确。他认为，川事之所以日益糜烂，首先就是前任川督赵尔巽存了私心，选了不熟悉四川政务的胞弟赵尔丰继任川督；其次是代理川督的王人文为了“见好百姓”，一味纵容，酿成大祸。赵尔丰虽然精明，但不熟悉川务，而且性格刚毅，有“赵屠户”之称，四川形势绝不乐观。玉崑说，现在既不能得罪保路派，也不能帮着他们向朝廷说话，“言者多败多事，多事多害，以免后悔……”

死城微澜

罢市第一天（8月25日），除了在大街上搭建“圣位台”的民众之外，整个成都城仿佛成了死城。

四川总督赵尔丰、成都知府于宗潼等，分别赶到商业场和事务所等“CBD区域”进行演说，号召开市，但听者寥寥，店铺基本上完全关闭了。

第二天，提法司周善培等政府官员也分段演说，号召开市，毫无效果。罢市也已经蔓延到了成都下属的16个州县、绵州下属的5个县、资州下属3个县、眉州下属3县及嘉定府、叙州府、泸州府、重庆府。

这一天，保路派们动员了近百小学生，抱着光绪皇帝的灵牌，一路游行到总督府请愿，哭声震天。赵尔丰接见了他们，同意将他们的要求代奏中央政府。这批小学生示威的人数，根据驻军司令、陆军第十七镇统制（师长）朱庆澜发给陆军部的报告，约七八十人，而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则说有200多人——陆军的内部报告毫无缩小数字的必要，但同志会的报道却绝对有夸大数字的需要。

成都市面虽然萧条，但秩序还算井然，除了物价飞涨，交通拥堵成为最大的问题。而堵塞交通的就是大量跨街搭建的“圣位台”。

这一天午后，打金街正在搭建圣位台，忽有某局某科员乘坐三人拱杆轿子飞奔而来。街邻喝令其下轿，轿子里的小干部不高兴了：“你们供奉皇帝如是之多，我岂能处处下轿？”众人大怒，喝令拉出轿来，饱以老拳；几个轿夫一看，“回头大吼狂奔而去”。野史也记载，成都县令出门办事，民众呵斥他为何见了光绪皇帝神位不拜，他只好出轿，“一路皆神牌，则一路拜，拜不已，遂逃归不敢复出”。这些林立的圣位台，“不光轿马过不得，益且驼牛等类都过不去”。这成为下层民众最为扬眉吐气的玩具。

打着光绪皇帝的牌子，这一手法显然避开了犯上作乱的敏感，郭沫若认为“这个策略在当时的指导者中可以说是杰作”，“它在当时的效力的确在后来的传单标语之上”。

面对圣位台，官员们是哭笑不得，赵尔丰被迫在8月26日向中央政府专电请示，这些圣位台已经大大阻碍了交通，“可否敬谨将万岁牌焚化，夺其所恃”。保路同志会也深感不便，出面呼吁民众勿在街心搭建灵台，他们用的理由很有特色：如果下雨淋湿了圣位灵牌，就可能授人以柄。

光绪皇帝画像。成都罢市打着光绪皇帝的牌子，这一手法显然避开了犯上作乱的敏感。

即使到此时，赵尔丰仍坚决抵制了中央政府要求坚决镇压的指令，认为罢市毕竟不是暴动，“碍难严究”，只能多多加强警戒，但“争路狂热，深入人心，从前警兵，时有哭泣者。军队中则良莠混杂，且皆系本省之人，默审情形，殊不可测”。

赵尔丰的退让并没有获得对手们的尊重和配合。

8月27日的《西顾报》刊登了一篇杀气腾腾的社论，公开提出：“吾川人即食政府之肉，寝政府之皮，亦不为过，区区罢市，何忌何疑！”文章希望“各街各市，坚持到底，勿为浮言所动，勿为甘言所诱，则成命或可望收回”，不然就是“同归于尽”。同日，赵尔丰连续致电内阁，认为在目前局势下，四川的兵力根本难以防范大的变乱，“环顾左右，艰窘万分，一发难收，大局不堪设想”，政府不能采取强压的办法，必须变通转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