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李渊的尴尬王牌（第3/4页）

此次战役的结果是：汉东军被“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几乎全军覆没，刘黑闼仅与范愿等人带着二百余骑逃奔东突厥。

很显然，虽然刘黑闼逃脱一死，但是有生力量丧失殆尽，唐军大获全胜，可以说李世民的战略目的基本上是达到了。

但是，让后人诟病不已的就是李世民那个决堤泄洪的命令。

人们往往据此大骂李世民残酷无情。比如柏杨先生就对此大为不屑，因而发表了一番义正词严的评论，而且他的观点流传甚广，似乎挺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为了辨明这个历史真相，首先让我们来看柏杨先生的原话：“一般战争中，使用水攻，都在敌人‘半渡’之时，或进军半渡，或退军半渡，这样才能发挥歼灭性的效果。洺水之战则不然，李世民的命令没有提到敌人‘半渡’，而是明确地说：‘等我跟叛贼会战，你就破坏堤防！’两军会战时凿堤，大水没有眼睛，岂能分辨敌我！很明显的，李世民在这场战役中，采取的是敌我同归于尽的战术，李世民和高级将领没有危险，因为他们早就脱离战场……李世民决心要牺牲那些效忠他的政府军士卒，用以消灭刘黑闼这个突然崛起的劲敌。否则，不会在两军杀成一团的会战时决堤。这场在历史上并没有名气的水淹三军，恐怕是一个残酷的集体谋杀。”（《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

事实果真如此吗？

并非如此。

虽然我们首先要肯定柏杨先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本主义立场，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指出，柏杨先生的这段评论基本上是无的放矢，甚至不客气地说——纯属无稽之谈。

柏杨先生所采信的唯一史料就是《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待我与贼战，乃决之”，因而一再强调使用这种水攻战术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在敌人“半渡”之时，而李世民只说“与贼战”，没提到“半渡”，所以结论当然就是李世民犯了“集体谋杀罪”。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柏杨先生单凭一种史料就如此断言，实在是过于颟顸（mānhān）和草率了！

在李世民发布的命令里，到底有没有提到“半渡”？

首先我们来看《旧唐书?刘黑闼传》，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我击贼之日，候贼半度（渡）而决堰。”如此分明的“半度（渡）”二字，柏杨先生为何视而不见呢？此外，《新唐书?刘黑闼传》的表述更为准确：“须贼度，亟决之！”一个“须”字，一个“度”字，一个“亟”字，足以表明李世民此项命令的关键之处就是对决堤时机的精确掌控，也就是必须等到敌军溃逃、渡至河沟中的时候，才决堤泄洪，断非两军在混战之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凿堤放水。

要进一步弄清李世民这个命令的真实含义，就有必要了解李世民所想达到的战略目的。关于这一点，《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得很清楚，之所以要拦河筑坝，目的就是“堰洺水上流使浅，令黑闼得渡”，也就是故意降低洺水的水位，诱使刘黑闼渡河到南岸与唐军决战，然后最大程度地消灭刘黑闼的有生力量。

李世民最擅长的就是给对手布置这样一个舞台，让敌人在他所安排的时间和空间中与死神共舞，最后以他所给定的方式和节奏走向死亡。这项独特的本领无论是在平定薛仁果、宋金刚时，还是在虎牢之战与窦建德交手时，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场洺水之战，据两《唐书》记载，其结果同样不出李世民的战略预期，并没有出现任何失控的局面，更没有导致唐军将士溺毙的后果，因而所谓的“敌我同归于尽”根本就无从谈起。按《旧唐书》：“黑闼果率步骑二万渡洺水而阵，与官军大战，贼众大溃，水又大至，黑闼众不得渡。”《新唐书》的记载也与之大同小异：“黑闼果率步骑二万绝水阵，与王师大战，众溃，水暴至，贼众不得还。”由此可见，正是在这场战斗已经接近尾声而汉东军向北岸溃逃之时，大水才轰然而至的；其结果就是使刘黑闼的部众无法渡过洺水，只能全部落入被杀和溺毙的绝境。而这一切恰恰与李世民所欲达到的战略目的完全吻合。

听到刘黑闼逃亡突厥的消息后，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的部众顿时斗志全丧，纷纷归降唐朝。

只有高开道和徐圆朗这两把不安分的野火在熊熊燃烧。

这一年四月初，高开道攻陷了易州（今河北易县），斩杀刺史慕容孝幹。数日后，徐圆朗也吞并了浚仪（今河南开封市）变民首领刘世彻的部众，将其诱杀，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谯州（今安徽亳州市）和杞州（今河南杞县）一带。

正当李世民准备南下进攻徐圆朗时，李渊突然把李世民召回了长安，于四月九日亲自到长乐坂迎接，满脸笑容地为李世民接风洗尘，以示尊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