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帷幕拉开（第2/6页）

当时，外国人的贸易还仅限于南部港口城市广州。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一直通过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到了19世纪初，英国遭遇了严重的资金外流问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丝织品的价值远高于其出口中国的商品的价值。中国人对英国生产的那些昂贵商品的需求量很少，如羊毛制品、棉制品和金属制品等。有了对印度实现商业征服的经验，英国商人们坚信，除了广州之外，只要再开放几个通商口岸，他们就能在中国打开另一个巨大的市场。而英国人用来撬开这些港口大门的杠杆，就是鸦片。

那时候鸦片主要产自印度和中东地区，为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一些地道的英国人，如大鸦片商威廉·渣甸，从印度种植者手中以低廉的价格收购生鸦片，然后再以10倍的价格经由香港转售中国内地。

在一段时期内，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英国人成功地获得了进口茶叶所需的资金。但是，随着茶叶消费数量的不断增加，走私鸦片的数量也需要相应的提高。由于清政府禁止鸦片贸易，英国商船必须把货物运到位于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在那里卸下货物之后，再用合法船只把鸦片送到广州港。后来，很多清政府官员也参与到这项违禁贸易中来，运送鸦片的船只便直接驶进广州港，并且肆无忌惮地将鸦片存放在位于江边的库房里。

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开始参与鸦片贸易。一些老牌公司，如波士顿的帕金斯商行和拉塞尔商行等用快速帆船运输鸦片，数量巨大。英美两国输送的鸦片数量，1821年是每年5 000箱，到1837年已经达到每年39 000箱。英国增加的鸦片数量又一次平衡了其在茶丝进口中产生的贸易逆差，阻止了白银外流。但是，这对中国并非幸事。尽管政府禁止，不断增加的鸦片消费量还是导致了社会灾难。上至贵族地主一，下至士兵娼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食鸦片。些政府官员甚至难抵诱惑而参与鸦片贸易，使得腐败问题在官场中持续扩散。最终的结果是，白银流向发生逆转，中国的白银开始快速流入英国，其数额之庞大，令人惊骇。

民族自尊和国家主权也同样危如累卵。1838年12月，广州的地方官把一个鸦片走私商钉在库房门前的绞刑架上示众，洋鬼子冲出来，把绞刑架砸了个稀巴烂。这起事件导致近万名中国人奋起示威。那些西方人只好向一个名叫伍浩官（本名：伍秉鉴）的大商人求助。伍浩官是鸦片贸易的中方头目，他出钱买通了地方官府，从此开创了鸦片贸易的新模式。

当时地方政府规定，所有英国商船船长必须签署一份协定，保证永不挟带鸦片来华。美国人开始秘密运输英国鸦片，或者授意英国船只悬挂美国星条旗进出广州港。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是一群醉酒的英国水手在争执过程中打死了一位中国村民，而英国领事拒绝让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审判。作为报复，地方政府下令断绝英国人的一切物资供应。1839年10月1日，英国对华宣战。

长久以来，英国鸦片商一直竭力鼓吹这场战争，因为他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一支以配有32门火炮的“涅墨西斯”号明轮船为首的英国舰队开到中国，轻松打败了清政府的海军。丧权辱国的清政府不但支付了巨额赔款，还对英国开放5个通商口岸，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即英国在华侨民的一切事务均不受中国司法管辖。

根据条约[3]，新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中，上海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在英国人大批进入之前，那里不过是一块又脏又乱的租借地。马德拉斯炮兵部队[4]的乔治·巴富尔上尉是第一位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随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一名翻译、一名外科医生和一名办事员。巴富尔把基地设在上海县城北门外靠近黄浦江的地方，因为那里最适合船舶停靠。

巴富尔说：“我们的海军可以开到那里。看到舰队，他们就会明白我们的实力如何。如有必要，还可以当即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的厉害。我们的目标是全面控制整个长江。”

上海不仅位于长江农产品运输的咽喉之地，还通过运河、湖泊与有“丝绸之都”美誉的苏州相连，沿京杭大运河还可直达北京。中外各种贸易品在此都可自由进出，畅通无阻。

刚开始，外国人移居此地的速度并不快。只有为数不多的传教士和商人在精明的中国买办陪同下来到这里。通过协商，美国与清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给美国人单独划出一块租界，并给予其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一位名叫吴利国（本名：亨利·沃尔科特）的美国领事在苏州河北岸升起星条旗。由于先来此地的英国人连旗杆都没有竖起来，因此，这可以称得上是有史以来在上海升起的第一面外国国旗。醒过神来的巴富尔领事急忙在苏州河南岸挂起联合王国国旗，并把领事馆建在了那里。后来，美国请求英国帮助处理租界内的治安和其他事宜，最终导致两块租界合二为一，变成公共租界。法国人则置身其外，在江边建立了自己的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