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入“敌档”

《老照片》创办伊始,稿源是大问题。

明知在官方的相关机构和民间,肯定存有大量的老照片,但短时间里将它们挖掘出来,却非易事。那时《老照片》尚在孕育中,没人知道将要有这样一种专门呈现老照片的读物出现。因此,在征稿过程中最初的几次意外收获,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中,最喜出望外的收获,是通过朋友引荐,从某博物馆相关人员那里获得的一批老照片。照片贴在一本黑漆硬壳的账簿里,每页两到三张不等,大大小小总共有二百张左右,绝大部分拍摄于20世纪初年的烟台及其周边。当初将这些照片往账簿里贴的时候,当事人稍稍做过一点梳理和分类,有些照片下面还附了简短的说明,用钢笔草草写着。

有趣的是,在账簿硬壳封面的背后,粘有一张巴掌大的字条,正是这张字条简单交代了这批照片的由来。大意是:这批照片原存于烟台市公安局的敌伪档案中,系解放初期从当地的外国教会缴没而来,1980年代初期为该博物馆所征集。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而长期以来,在中国的革命者眼中,来自外国的宗教不仅是马克思所说的“精神鸦片”,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与帮凶。别说是革命者,即令一般的民众,对外国来的传教士也多有戒备。有位名叫安娜·西沃德·普鲁伊特的美国人,1887年与丈夫一起来到山东胶东一带传教,一直待到抗战爆发。晚年出版了一本《往日琐事》(The Day Of Small Things),记述了自己在胶东长达半个世纪的传教生涯,在谈到一般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时,写道:

只有极个别有教养的人认为我们也是正常的人类,他们猜测我们来自很远的地方,所做的慈善事业无非是对自己有利。听得进我们传播福音的人与其说接受了它,不如说给了个面子。还有一些人则不那么善意,把我们看成了外国政府的代表,效忠于外国的统治者,出于物质或精神的目的来试图争取或收买中国人。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外国鬼子”,因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像他们以前见过的人,他们觉得很可怕。比如白脸皮、高鼻子、蓝眼睛和发亮的头发等,他们并不知道这也是一部分人的特征。这里到处流传并有许多人相信这样的故事,如我们绑架小孩儿,以及我们用那些死人的心脏和眼睛做药之类。

作者书中所述中国人对外国教会的种种误解与敌视,历经晚清、北洋、民国,直到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犹记“文革”前夕,学校组织小学生参观山东省阶级教育展览会,其中有一面展板,专门揭露外国教会在山东犯下的种种罪行,像“绑架儿童”、“挖眼煮心”之类,也颇有列举。所以,这些外国教会早年留下的照片一度被归入“敌档”,也是情理中事,不足为怪。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批照片也多亏了早早地就归入了“敌档”,从而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之所,否则的话,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很难说这些照片会有怎样的下场,至少不会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吧。

字条上的说明,除交代了照片的由来,还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1980年代初的时候,这批原由国外教会拍摄和保存的老照片,已经不作为“敌档”看待了,始得从公安局的敌伪档案里剔出,移交给了相关文物部门,使这批尘封了七八十年的老照片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这批照片的移交,这件当年悄悄发生过的事情,所折射的却是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批照片的解禁,正是当年神州大地“冰融雪化”中的一个小小的水滴。

或许是这批照片征集来后一直没有正式入档(实际上,老照片在那时还没怎么被视作正儿八经的文物),但我想更多的,还是出于主事者对襁褓中《老照片》的慷慨相助吧。总之,经朋友引介,我打过借条之后,便很轻易地拿到了这本“账簿”,而且在我那里一放就是若干年。

“账簿”里的照片,大致上可分作两类:一类是记录传教士们的日常布道和教会所创办的各种社会事业,像修女乘坐当地特有的骡轿下乡传教,教会办的育婴堂(图一)、印刷所(图二),传教士与当地官员的交往等;另一类则是传教士对当地风土人情的记录,像乡间出殡的仪仗(图三),迎接新娘的花轿,山乡的戏台与演出(图四),便装的清朝地方官员(图五),推着独轮车偕妻回娘家的农民(图六),红白喜事中的民间乐班(图七),妇女的头饰、服饰(图八、图九),等等。

拿到这个“账簿”,不啻是雪中获炭,马上邀集相关学者对照片进行解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有“彼时的女性服饰”、“老烟台”、“老教堂”、“宗族的困惑”、“想起了马茂兰”(一对为胶东地区花边编织工艺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传教士夫妇)等专题在《老照片》里刊出。除了以专题的形式呈现外,“账簿”里的那些零散的照片,一俟需要补白什么的,也尽可信手拈来,以应不时之需。这批曾经归入“敌档”的照片,在稿源紧张的草创阶段,大大舒解了《老照片》的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