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居所（第2/9页）

梁巨川曾是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行营主任。1929年，他接前清太监赵德山密告，称西四牌楼羊肉胡同7号是清朝某王府，宅内地下藏有大量银子。梁据情报告阎锡山，阎即决意收购此宅，并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3万元。购下后，梁派一个排的卫兵住在宅内看守。当年8月，动工开挖，共雇用20多名工人，施工期间许进不许出。如此一个多月，把7号住宅地下挖了个遍，也没见半两银子，而地下渗出的水却越来越多，只好用抽水机排泄，致满街污泥浊水。负责办理此事的山西银行经理王子寿将情状上报阎锡山，阎复电要王将6号和8号也设法买下，继续施工。总共挖了近半年时间，王子寿后来叹道：“这也太开玩笑了，不但银子没有挖到，反而花了十来万！”

北洋政府时期，中法实业银行法方总经理名裴诺德。他的住宅在安定门内后圆恩寺，后来的圆恩寺电影院只是他家的一部分。这个院子原归晚清重臣荣禄，后被中法实业银行购入并加以改造成为总经理的宅第。

院内由一座很讲究的楼房、数十间平房及宽敞的庭院组成。宅内有游泳池、网球场、台球房、健身室、图书室、大客厅、大餐厅、舞厅、盥洗室、小书房、浴室、卧室、汽车房、洗衣房、男女佣人房等等。各室的陈设除少量中国古董外，大部分是从法国购买或定制的。家具也是除少量中国硬木条案桌椅外，全从法国定制。其他如餐具、桌布、餐巾、手巾、床上用品、毛织品等，也都是从法国定制的。所有定制品上，都带有法文“中国实业银行”缩写“BLC”字样的图案。宅内许多房间的顶棚和墙壁，是用铅锡做里加木板包镶起来，外面用各色大缎装裱。各种规格的钢丝弹簧床，都附有鸭绒枕被。各屋地板上铺满定制的栽绒地毯。银行倒闭后，巴黎派来的调查人员，看到这里的情形，曾喻之为“王宫”。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在沈阳帅府旁边盖了两所住宅。其中一栋为赵四小姐居住，张请西门子洋行为这栋楼房装饰最新式的花灯，共花费两万余元。施工时，西门子洋行出于安全考虑，特地为赵宅设计了一种“无影反光灯”信号，即只要有人进门，室内即能察觉，以便及时防范。但工程未了，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遂作罢。

袁世凯在老家河南项城有地300余顷，在彰德洹上村有地300顷和大宅院一处，连花园共两百来间。他在北京锡拉胡同和炒豆胡同有两所大宅子。天津地纬路一带房产都为袁家所有，英租界小白楼数百间楼房也归其所有。袁在香港也曾置有房产。

五四运动后，曹汝霖因家被火烧，一度住在北海团城。当时团城属京绥铁路局看管，曹在此闭门谢客，以写字消磨时光。后来全家暂时搬到天津德租界，直到赵家楼的房子修好后，才搬回来。但曹仍来回于京津两地。1922年春，曹又在灯市口同福夹道5号盖起一所新住宅，规模堪称宏伟，东院还有个戏楼。抗战爆发前后，曹汝霖卖掉同福夹道5号的房子，迁入东公安街2号属于盐务署公产的一栋洋房。王克敏当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看中了这幢房子，叫曹汝霖腾出来给他住。曹说：“你在外交大楼住着不是挺好吗？何必要这个地方？”王说：“那是办公的地方，不能久住。”坚持要曹搬出，曹虽极为不满，也只能私下发发牢骚，最终还是在贡院大街4号典下一所房子搬了过去。

黎元洪时代，曹锟篡位心切，不择手段地对黎施压，竟然一度切断了黎元洪在东厂胡同住宅的水电线路，对黎身心和生活构成严重威胁。那些日子，农商总长李根源天天去黎宅，名为保护总统，实则李系一介文官，又无卫士，只带着程砚秋去黎家“保驾”。当年在北洋政府总长之间，风行接纳唱青衣或花旦的京剧演员，如交通总长吴毓麟捧尚小云，司法总长程克捧朱琴心，李根源则捧程砚秋。

1917年冬，段派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购置了一个大宅子，作为其派系议员聚会的场所，名为梁宅。起初参加聚会的有十来人，既无组织，也无召集人，参与者大多是晚上闲着无事，来这里坐坐。后来加入者渐多，又添置了棋类、麻将牌等娱乐用品。到临时参议院即将结束，两院选举即将到来时，梁宅才越来越染上政治色彩，段派要角王揖唐等也时常来参加。这时，大家认为应该有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用梁宅的名义又似有不妥。有人提议：“这个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吗，安国福民，名词很好，就叫安福俱乐部吧。”与会者一致同意。于是，操纵中央政权达两年并名噪一时的安福系，就这样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