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甲骨文的发现者（第3/4页）

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长城封锁了。”“总之，我们若把中国历史看作全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比传统的历史远得多。”“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一点，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感觉到，并已证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另外的来源；由这些来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经引导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并且已经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们必须收纳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但帮助他们解决旧问题，而且启发新问题。”

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他还阐述了新史学家应该达到的四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告诉他的朋友的话，他说：“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真是遍地黄金，只要有人拣。”这是讲要尊重本国的学术资源。第二境界可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这是讲作为新史学家应该重视从实践中去获取知识。第三个境界应该是“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资料遇了这种有勇气的人，庶几乎可以相得相辅了。第四个境界，姑称之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最后一个似含有为历史学等学术之境遇辩护之意。他最后总结说：“在这一境界中作历史学语言学的工作，可以说和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的工作情形是同样的。”

文物在哪里，人就在哪里

抗战胜利后，李济以中国赴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地调查战时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文献。回国后，李济撰写了《抗战后在日所见中国古物报告书》，向有关部门报告。这次调查，追回了周口店遗物、中央图书馆藏经典书籍等重要文物文献。但是，李济一直遗憾，没有找到“北京人头骨”。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因为李济从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担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筹备处主任，“史语所”与“中博”向西南搬迁之事，便由傅斯年交与李济负责。“史语所”搬迁的第一站是经武汉到长沙，在那里只停留了3个月，因为日机不断轰炸，决定继续西迁至昆明。

在搬迁西南之前，考古组发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几位青年人纷纷投笔从戎，离开了“史语所”。李济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阳发掘的成绩太重要，但研究工作还未正式展开，人员散去了，将来怎么办？另一方面，大敌当前，连自己都萌生前线杀敌的念头，何况这些热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长沙公路边一个小饭店里，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全体人员都在这里喝了饯别酒，送走了尹达、祁延霈、王湘等人。他们大多数后来去了延安，所以这一次分手后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从桂林经越南辗转到了昆明后，“史语所”在这里安顿了两年。此间李济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吴金鼎、曾昭（注：曾国藩的曾孙女，60年代自杀）、夏鼐等从英国返回昆明，成为中国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史语所”、“中博”又迁离昆明，到达四川宜宾的李庄镇。

李庄六年，是抗战时期“史语所”和“中博”相对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庄还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运时，不巧撞坏了一个木箱，里面的人头骨和体骨标本全都暴露无遗。当时农民一片哗然，加之此前有位来自广东的同事打了条蛇吃以解馋，当地人便传说这个机关不光吃蛇“还吃人”。后来只好由李济与所长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请当地官员和地方乡绅座谈，再三向他们解释研究人骨的意义，请他们对民众做些必要的解释，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史语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损失；次年3月，日军侵占长沙，“史语所”存在那里的文物也悉告损失，这让李济痛惜不已。不仅如此，因为医疗条件太差，他的两个女儿鹤徵和凤徵，分别在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庄病逝，凤徵去世时才17岁。对李济来说，那真是一段内忧外患的日子。李济夫妇一生生育了四个孩子，大女儿幼时便夭折，这样，只剩下了一个男孩子。他们后来把舅舅家的孩子过继来，取名“光周”，李光周后来也成为一个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