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八阿哥(第3/5页)

突然,姥爷看着坐在藤椅上的姥姥喊了起来:“哎哟,怎么了这是?”

“姥姥!”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姥姥这个样子,也着急地喊着。

姥姥用手捂着胸口,眉头紧锁,额头上冒出黄豆般大小的汗珠。

“快,叫大夫!”姥爷大声喊道,然后埋怨着,“都是这哥儿俩没事瞎吵吵,把老太太急的!”

大舅让陈副官从医院里请来了一个洋大夫。

这位洋大夫六十来岁,穿着一件白大褂,高高的个头,弯弯的像鹰嘴一样的鼻子,一双波斯猫那样蓝色的眼睛,一头如秋天茅草般卷曲的黄色头发。

“哎哟,洋鬼子!”陈副官领着洋大夫一进门,差点儿把赵姨给吓着。

“我不叫洋鬼子,我叫杨大夫,杨是杨树的杨。”洋大夫手里拎着一个医药箱,用一口地道的京腔纠正着赵姨。

“洋大夫,您会说中国话呀?”赵姨一听就乐了,“得,以后可不能当面说您坏话喽。”

“背后讲也不成。”洋大夫咧嘴冲赵姨开着玩笑。

“长官,杨大夫是法国医院的大夫,最擅长治疗心脏病。”陈副官向迎出来的大舅报告。

“麻烦杨大夫了,您快给瞅瞅,老太太这心脏病,可让她遭罪了。”大舅说。

“洋大夫,您快请。”姥爷也迎了出来。

“别着急,别着急,心脏这毛病就是不能着急。”杨大夫一边安慰着大家,一边随姥爷走进了正房。

大舅怕我弄出响动,不让我进里屋,我只能在门外朝里张望。

秀儿早已在床前准备好了一把椅子,请洋大夫坐下。

洋大夫将医药箱放在旁边的一张八仙桌上,从里面取出一台血压计。

“老太太,给您测一下血压。”洋大夫轻声说着。

“哎哟,还是头一次用这个东西。”姥姥睁开了眼睛,有些新奇地看着。

“以前都是请中医。”大舅低头跟洋大夫解释。

“哦。”洋大夫点了点头,将听诊器戴到耳朵上。

屋里立刻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仿佛都怕洋大夫从听诊器里听到他们自个儿的声音。

周围安静极了,只听得到院子里的八阿哥不停地叫着:“老太太吉祥!老太太吉祥!”

时间过得很慢,大家极力想从洋大夫的脸上看出结果,但洋大夫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终于,洋大夫收起了听诊器,接着又收起血压计,说:“应该去医院做个心电图,验个血,再给身体做一个系统检查。”

洋大夫说完,打开药箱,从里面拿出一个黄色的小玻璃瓶和一个小纸药袋,然后变戏法似的从医药箱里拿出一个小黄铜勺子。他拧开小玻璃瓶的盖子,用黄铜勺子从小玻璃瓶里面舀出白色的药片,放到小纸药袋里。

“一日三次,一次一片。”洋大夫叮嘱着,“还有,不要感冒。”

“还要去医院?”姥爷问。

“对,去德国医院,哦,现在叫北平医院,那里有心电图机。”

“这么麻烦呀?”赵姨说。

“咱看病总要看个明白吧?做心电图是心血管病的主要检查方法。”洋大夫解释着。

“这是现代医学,不是原来那种号脉诊病的方法。”大舅也站在洋大夫一边。

“哦,明白了。”赵姨吐了吐舌头。

洋大夫接着叮嘱:“心脏病需要系统对症地治疗,而不是心口疼了才吃药,不疼了就不吃了。”

“以前吃中药,可不就是吃那么半个来月,然后就不吃了吗?”姥爷说。

“心脏病可不能这样,有些药需要一直吃下去。”洋大夫说。

“得嘞,现在就去北平医院。”大舅上前扶起姥姥。

“洋大夫,您就别跟去了。”姥爷说,“您是贵客,来,请坐。他赵姨,沏茶。”

“哎,这就去。”赵姨答应着,往屋外走。

那边,大舅招呼院子里的陈副官和秀儿一块儿陪着姥姥去医院。

这边,姥爷将洋大夫请向客厅。

刚落座,赵姨就将沏好的茶端了上来。

“洋大夫哪里人?”姥爷问道。

“法国朗多。”洋大夫说。

“来北平多少年了?”

“快三十年了。”

“可不少年头了。”姥爷赞叹道。

“是呀,我可是半个北平人。”洋大夫笑着说,“老夫人的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七七事变’那年落下的病根。一着急就犯。”姥爷说。

“这一次是为什么?”洋大夫表情严肃起来。

“俩小子因为国事吵吵起来了。”姥爷如实回答。

“哦?您家也打起内战来了?”洋大夫关切地问。

“您说,刚把小日本赶跑,怎么自个儿又掐起来了?”姥爷显然问的是国事。

“中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很多省比法国还要大。”洋大夫无可奈何地摇着头,显然他也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