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个人、地方与天下认同（第2/17页）

在传统儒学内部，晚明的阳明学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其意义不下于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欧洲近代的个人自由观念即源于此。阳明学虽然还是在儒学的天理框架之内，但距离近代的个人解放只是一步之遥：心即理，打开了用个人的良知自由解释天理的通道。阳明之后的王心斋和李卓吾，一个高扬精神性的、积极进取的自我中心主义，另一个肯定物欲性的自然人性，阳明学的这两大思想传统，为近代以后“个人”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

中国古代的思想，除了儒家之外，还有佛教和道家，自有其关于个人的理念。关于佛教，余英时引述陈寅恪的观点，指出：“从中国人的观点看，佛教是‘无父无君’之教。既然‘无父’，则家庭或家族便无意义；既是‘无君’，则国家也失去存在的理由。那么剩下来的便是只有一个个的个人了。所以佛教影响所及，打破了中国的各层的群体观念，而突出了个体。”[10]佛教的个人理念对宋明理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阳明学，此处不赘。值得重点讨论的是道家，特别是杨朱学。儒家的个人观，本质上是一种君子观，是传统人格的理想境界，虽然在古代中国的德性伦理中占据核心价值，但只在少数士大夫精英阶层有实践意义，在一般平民阶层之中，流行的倒是道家的自由观和杨朱的个人主义。

老庄所追求的，是个人与自然融合无间的审美境界。个人不为形物所累，充分发挥自己的灵性，便是自由的实现。不过，这种审美的精神自由，是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另一部分，道家给一般百姓所留下的，倒是那种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个人自由传统。的确，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由，就是无所规范、无拘无束，是一种江湖侠客的自由。侠客精神很能体现一般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这与西方近代那种法治下的自由相距何止千里，难怪孙中山一直抱怨中国人过于自由，放荡不羁，以至于一盘散沙。[11]

影响一般中国百姓的，除了道家的自由，还有杨朱式的个人主义。在战国时期，有一批士人为苟全性命于乱世，遂成为山中隐士，他们有一套人生哲学，此乃杨朱之学。杨朱之学与墨学一样，都是当年的显学，风头似在儒学之上，故孟子有言：“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12]杨朱针对墨子的兼爱之说，主张“阳生贵己”，[13]拔一毛利天下，亦不为之。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个人主义。早期的杨朱之学，是一种精神性的个人主义，轻物重生，不以物累形。其所强调的“生”，乃是精神型的生命存在，而非形体，这与道家颇为接近。到了魏晋时代，杨朱之学从“轻物重生”蜕变为极端的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列子传》中的《杨朱篇》，认为乱世之时，人生无常，最要紧的是保全性命，享乐人生。“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发展至此，对一般中国人影响甚大的杨朱之学遂完全定型。杨朱式的个人主义，是一种不损人的唯我主义，自我的保全、个人的利益最为重要。蔡元培说，杨朱是一种“不侵人之唯我论”，“凡利己主义，不免损人，而彼等所持，则利己而并不侵人，为纯粹之无为论”。[14]究其实质，乃是一种不干涉主义，人人自爱，个个自治，不干涉他人，也不施爱众生，天下就太平了。同时，它又是一种感官与欲望满足的现世快乐主义。《杨朱篇》中说，有耳朵听不到美乐，有眼睛无法享受美色，有鼻子不能闻到花香，有话说却不能直言，身体想舒适却不得安逸，意愿想为所欲为却不能放肆，这些都是人生的大缺憾。

在上述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和杨朱三种与个人有关的历史传统中，儒家是积极进取的兼善主义者，道家和杨朱是消极无为的个人无治主义者。儒家作为被建制化了的主流意识形态，为社会提供了个人理想的核心价值，具有理念上的正当性，影响最大。当儒家发展到晚明的阳明之学，从天理和礼教中开拓出个人良知和自然人性的新意境，便走到了近代的边缘，晚清个人的出现，思想上所续的即是晚明的前缘。道家的个人自由无拘无束，超脱一切规范，成为从士大夫到老百姓对人生的另一种向往，到晚清转化为“冲击网罗”的个人解放诉求，在五四则发展为无政府主义的浪漫思潮。而以物欲享乐为先的杨朱式个人主义，除了在战国、魏晋和晚明这几个乱世之外，皆无法在社会上具有正当性，但作为一股潜伏的暗流，一旦儒家正统思想崩盘，便会迅速在现实中蔓延，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意识形态。

近代的个人解放，自晚明起源，中经二百年沉寂到晚清又重起波澜，开始冲决罗网。晚清个人观念的出现，有两条主要的思想脉络：一条是康有为、谭嗣同所代表的仁学世界观下的个人，另一条是梁启超、严复所代表的民族国家谱系下的个人。前者以“仁”为标志，个人具有与天沟通的道德自主性；后者以“公德”为核心，是具有独立人格和个人权利的新国民。[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