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尔沁王公的子孙

—— 包义、包平、包安、方虹口述

清朝的北京城，尤其是它的内城，是一个主要以少数民族居民构成的城市。所谓的少数民族，除满族王公和八旗官兵之外，还有回族与蒙古族。从崇文门往北直到北新桥，那一条条胡同以及胡同中的深宅大院，居住的主要角色，便以满洲与蒙古为最多，他们才是“京味文化”的主要载体。我敢说，对于北京社会生活史，目前的研究之所以流于空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这个特定的非汉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准确的定位和细致入微的探讨所致。

有清一代，蒙古是满洲统治者最亲密、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所以满、蒙关系非同一般。清代生活在北京城的蒙古人，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因清朝实行“满蒙通婚”政策而来到京师并从此定居下来的蒙古“额驸”(“女婿”)与公主；二是八旗蒙古的官兵；三是因各种原因来到京师的蒙古王公贵族。这三种蒙古人中除了八旗蒙古之外，都属于居住在宅门儿的王公贵族的后代。

这些蒙古人的祖先，身上带着草原、大漠的鲜明性格，有着骑马民族自己的语言、习俗与宗教信仰，他们是如何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中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来的，他们的子孙对于自己的民族又有什么样的意识、记忆和表达，这是一个很少为研究者关心过的问题，因为研究北京史的学者，几乎都忽略了京城还有这样一个族群的存在。而事实上，自清朝到民国乃至如今，蒙古人在京城政治与宗教活动中一直发挥着自己独特的、有时是不可或缺的影响。这个人群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圈子，在京城文化中有着自己特有的色彩和声音，正因为京城能够包容像他们这样来自各种地域与文化的族群，才构成了如此绚烂多姿的文化层次与生活样式。

和敬公主府是京城中典型的、蒙古王公居住的宅门之一。它位于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院，自从修建平安大道之后，它就从胡同深处脱颖而出，成为路北一座引人注目的古建筑，现在院中又修建起一家宾馆，我在里面开过会，却被禁止进入府内的主要部分，所以未得一睹它的芳颜。

和敬公主(1731—1792)是清乾隆皇帝第三女，系孝贤纯皇后所生。乾隆十二年嫁蒙古科尔沁部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在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与清朝关系非同一般，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世为肺腑，与国休戚”，注320又称：“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厚恩，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注321科尔沁部是最早与满洲爱新觉罗皇室互通婚姻的蒙古部落，皇太极所立的五宫后妃都是蒙古王公贵族之女，其中有三位就出自科尔沁部，内中最有名的，就是如今被电视剧一演再演、一炒再炒的皇太极的庄妃，也就是顺治帝的母亲、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到康熙朝的时候她已经是太皇太后了。

满蒙联姻作为清朝的一代国策，在争取蒙古王公贵族为清朝效力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使远嫁的公主安心留在蒙古，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约束条例，最突出的就是凡下嫁外藩的公主必须离京。注322而和敬公主未遵此例，当与色布腾巴勒珠尔其家与清廷的特别深厚的姻亲关系有关。色布腾巴勒珠尔9岁即入内廷随诸皇子读书，婚后一直与和敬公主居住于京城的公主府内。不仅如此，他们夫妇的后人从此也长住京师，再未返回科尔沁草原。从色布腾巴勒珠尔算起，到达赉贝子是第七代，他的儿子多尔吉，人称多贝子，就是第八代了。多尔吉有四个子女，均姓包，分别以“儒、义、平、安”命名，包儒已经去世，我采访的是包义、包平与包安三人。

对于和敬公主府自清以来的沿革兴衰，冯其利先生有大作出版，作过精审的考证。注323至于这个家族与清朝的联姻关系，我也曾撰专著作过论述。注324不拟再作重复。我在这里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这样一个在清朝曾经十分显赫的蒙古族家庭，他们的后裔是否还有蒙古族的民族意识和认同，他们身上究竟还留有多少蒙古人的本色。二是清朝衰亡百年来，这个北京的蒙古人家庭经历过什么样的变迁，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这些沧海桑田的变化的。对此，包家三兄妹的回答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从中可知，至少在清朝与民国时期，与其说他们被“汉化”，倒不如说被“满化”更确切些。

包家兄妹四人中有三人在1949年前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那个时代的那样一个家庭，作为从旧中孕育出的“新”因素，也很具代表性。这是当时有机会上学读书、能够接触到新思想的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的道路，与时代背景有关，与民族身份则基本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