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四章 秦始皇：历史下的蛋（第4/18页）

即使如此，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仍然被夸大了。

秦始皇公认的第一个历史功绩是统一了中国。毛主席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不过，如果因此把统一中国的功绩全部或者主要记到他的头上，是非常不公平的：中国的统一运动既不是出自秦始皇的意志，也不是由他亲手启动。在整个中国统一运动中，秦始皇个人所起的作用，远远不是决定性的。

秦始皇的另一大功绩或者说罪过是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皇帝思想或者说皇帝制度的核心精神是“君尊臣卑”，竭尽全力扩张君主权势，压制其他社会成员权利，把所有权力归于君主一人之手，丝毫不与别人分享。这并非基于秦始皇的设想，而是春秋战国以来绝大部分思想家的共同愿望。其实，除发明了“皇帝”二字，以及“更民为黔首”，规定“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等文字细节上的贡献外，秦始皇对于“皇帝思想”或者说“皇帝制度”再无任何思想性的建设。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贯彻了前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的政治设计而已。

君主专制制度的具体措施比如郡县制、保甲连坐制、思想控制，都是由商鞅等战国时代的伟大改革家奠定的，秦始皇不过坐享其成，在统一全国之后，把这些制度由秦国一国推向天下，并没有进行什么制度上的创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秦始皇暴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赋敛无度”“徭役繁重”。可是，仔细阅读历史，我们却找不到任何秦始皇改革秦国赋役制度的证据。连绵的战争必须耗费巨额资源。重征厚敛本是秦国，甚至是战国时期大部分国家的一贯政策。秦始皇继位后，完全继承了秦国历代君主定下的税收政策，没有进行政策性的改变。

甚至“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也是商鞅时期就开创的先例。商鞅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统一度量衡，即“平斗桶权衡量”。公元前334年颁布的“商鞅方升”就是这次改革的实物证据。

可以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践者而非思想者。

第二节统一运动的最后一棒

秦始皇在中国统一运动中起的作用，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实上，在秦始皇出生之时，中国的统一运动已经进行了数百年。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奔走呼号，要求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实现天下的大一统。

在现代人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生机勃勃、绚丽多彩。这是一个上升时代，虽然战乱不休，社会仍然发展迅速，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这是一个英雄时代，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辈出，导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是一个创造时代，人们思想解放，智慧勃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学派。

可是，很多时候，身处历史当中的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我们翻遍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却很难见到当时的人对那个时代的赞语。相反，触目皆是的却是哀叹、抱怨和诅咒。在老子眼里，春秋时代是一个充斥着“昏乱”“杀人”“甲兵”“盗贼”“食税”“民饥”的末世。他说，“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而到了春秋时代，连礼都不见了，社会已经无可救药。孔子同样为礼崩乐坏而痛心疾首。他认为这是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不可容忍的混乱时代。庄子的社会批判更为犀利，他说，这是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时代，所谓仁义道德知识智慧，都是大盗们用来盗取天下的工具。孟子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非常担忧，在他的笔下，春秋战国时代是一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的悲惨画面。

公元前五九三年，齐国和晋国的两位位高权重的大臣，晏子和叔向在一次外交宴会上相遇，他们在席间对天下形势掩涕太息，十分绝望。

叔向问：“齐国形势怎么样？”

晏子叹了口气说：“一派末世景象啊！国库里粮食堆积如山，都腐烂了，可是路上到处是饿死的人。齐国的国家大权不久就要旁落于大臣陈氏之手了。现在，齐国的国君掌握不了权力，陈氏说一不二。老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交，剩下三分之一勉强度日。社会上犯罪的人太多，被砍掉双脚的罪犯到处都是，现在，鞋价不断下跌，假肢却供不应求！你说这是什么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