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七章 不可再现的魏晋风流（第3/4页）

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正如柳诒征所说：“魏、晋以降，易君如举棋，帝国朝代之号如传舍然……当时士大夫……以地方绅士，操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抑亦所以抵抗君权也。”因此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天子只能和士族分享权力，有的世家大族甚至可以罢黜天子，以至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谤语。

在这种情况下，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许多旧门士人凭借门第资本，不再对权力俯首帖耳：“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世族们）犹昂然以门地自负。”一些门第高贵的士人，甚至对门第不如他久远的皇帝抱一种隐隐的睥睨之态。面对政治权威，他们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许多人甚至不屑于为皇帝服务。

政治权威的崩溃，意味着儒学也不再是唯一价值体系，士人们的头脑挣脱了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樊篱，思想文化领域获得了一次空前的解放。这是继春秋之后第二个价值失范、礼崩乐坏的时代。“布衣横议于下……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典论·论文》）魏晋士人对庄子和佛学的兴趣头一次超过了儒家经典，由此导致了玄学的兴起。

哲学是非功利的产物。在西方，哲学是贵族们的专利，因为他们没有物质生活的压力，可以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超功利的玄思之中。魏晋时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萌芽于类似的环境之中。在南渡的士人之中，流行着一种时髦的活动，叫做“清谈”。其形式类似于现在的辩论会，人们挑选一个清幽安静的场所，比如园林重屋之中，或者山水之畔，坐在胡床之上，铺开棋子方褥，靠着斑丝隐囊，手拿麈尾（和拂尘差不多）娓娓而谈。他们激烈地辩论人究竟该怎样活才算快乐？究竟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如何协调个体和社会、“自然”和“名教”的关系？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数日不休。

因此，魏晋时代第一次出现了人的觉醒，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集中在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对死亡的思索和哀伤。像曹氏父子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如《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这种对彼岸世界的思考，是修齐治平时代士人无暇也无意顾及的。

魏晋士人思考的结论是，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物质得失，也不在于把活生生的生命去做僵硬的伦理教条的注解，而是在于心的自在，真性情的释放。“竹林七贤”就是这股思潮的典型代表。这个文人群体优游于山林之间，以纵酒谈玄、放任洒脱著称。

他们人品各异，观点有别，人生际遇更不相同。但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人活着应该不受“名教”的约束，而应该向自我、人性、真情回归。他们主“我”重“情”，特别强调一个“真”字。因此，才出现了种种后人不解的行为。

和“竹林七贤”一样，魏晋士人普遍以“真”为美，珍视真本色、真性情。晋书上说：王羲之少年时代，就很有个性。郗虞卿听说大族王氏家中，几个孩子都英俊不凡，就命媒人到王家选婿。其他几个孩子都竭力修饰自己以以待客，只有王羲之，袒着肚子躺在东床上，神色自若地吃着胡饼。媒人回去告以此情此景，虞卿说：“这个吃胡饼的人才真是好女婿啊。”于是把女儿嫁给了王羲之。(《太平御览》卷第八百六十）。

魏晋时代画坛巨匠顾恺之身上“魏晋风度”更为典型。此人喜好清谈，“好矜夸”“好谐谑”“率直通脱”，好吹牛，好开玩笑，史称他言谈举止，“痴黔各半”，也就是说，有时很机巧，一语道破天机。有时又很难解，让人莫名其妙。被时人称做“三绝”(画绝、才绝、痴绝）。他年少轻狂，曾经袋里无钱，却在瓦棺寺写捐百万，最后靠画维摩诘一躯，赢得看画人一捐逾百万。这种传奇式的故事，在春秋之后实在不可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