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是你杀了她吗？”（第2/6页）

尽管知道那把刀是木头做的，但我依然不想她把它放在口袋里。“妈妈，请把刀给我。”

“你还是把他当作你的父亲，可对我来说，他是个威胁。他伤害了我，他把我关起来，他还会继续伤害我的。我有权利保护自己。”

“妈妈，如果你不把刀放在桌子上的话，我不会继续听你讲了。”

她慢慢地把那把刀从牛仔裤里拿出来，递给我说：

“到现在，你还没有看清他。”

她从挎包里拿出一支钢笔，在记事本的背面写下了一串数字。

“在他到这儿之前，我们最多还有三个小时。根据我的估计，其实他坐的是直航的航班。他声称自己会到哥本哈根中转，其实他是在撒谎，这样他到这儿的时间会比我们预计的要早，他想让我们放松警惕。时间不够了！我们不能再浪费哪怕一秒钟，他的行动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另外，还有一件事他也在说谎。那些瑞典医生个个都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不可能听不懂克里斯说话——他们听得一清二楚，每一个字眼儿都明明白白。关键是他们不相信他。你现在就可以给那些医生打电话，看看他们是不是会说英语，你还可以考他们几个复杂的句子，看看他们有没有听不懂的地方，我跟你说，基本上一个都没有。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只要你对我的信任出现了动摇，打电话给他们，那些人会坚定你的立场。专业的医生认为我是健康的，同意我出院，并且帮助我瞒着克里斯，使我赢得了短暂的时间，可以逃到机场。”

“你再听听这条语音，有那么一段话，克里斯的声音不是很连贯——那不是什么真情的流露，也不是他在哽咽，是因为这个男人马上就要崩溃了，他在努力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知道我们在质疑他，他在自我保护和内疚之间左右为难，他没有退路。这样的人是最危险的。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阴暗的一面。克里斯已经堕落了，居然下作到用我的童年旧事来攻击我，那些出于信任才会告诉他的秘密、夜半时分欢愉过后的呢喃、只能和知心好友交换的私房话——连这些都成了他对付我的工具。”

我不相信她对爸爸的描述。他不是个不检点的人，他很少读那些小报，特别讨厌恶意的评论，他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更不要说把妈妈的隐私泄露给外人了，对付她的事就更不可能了。我说：

“可爸爸不是那样的人。”

妈妈点点头：

“没错，这就是当初我为什么会完全信任他。就像你说的，他不是那样的人，除非他绝望的时候。当人们感到绝望时，他们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不是很赞成她的观点，这种论调并不具有普遍性。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问她：

“还有什么秘密？”

妈妈从挎包里拿出一份马尼拉纸译者注：马尼拉纸是一种淡黄色纸张，以马尼拉麻为原料制成。质的正式文件。封面上贴着一个白色标签，上面写着妈妈的名字、日期和一家瑞典医院的地址。

“为了使一个正直的医生相信，某个人确实精神失常了，你必须首先提供这个患者的家族病史，但是我的家族并没有精神健康问题的遗传史。然而，我的敌人们不会就此承认失败的，他们又有了一个新主意，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我的童年，提出我曾经受到过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这就为我现在的精神失常埋下了伏笔。他们需要一个恶棍靠近我，要了解我最私密的信息，比如我的丈夫。对克里斯来说，为了保证自己的自由，他必须背叛我。现在你明白他所面对的压力了吧？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可是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回不了头了，他别无选择。”

“在被关进瑞典的精神病院期间，我接受了医生的全面检查。两个人坐在我的对面，隔着一张被固定在地板上的桌子，他们手里拿着克里斯的证明文件——更具体地说，那上面记录了一件发生在1963年夏天的事情。我承认它并不是虚构的，但在字里行间，我看到了更险恶的东西，是从无到有一点点地构建起来的阴谋，是让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否定的东西。医生向我介绍了这份精心制作的证明，并要求我提出反诉。由于害怕被关在那里，我意识到自己的回答非常重要，我向他们要了一支铅笔和一沓纸。你要明白，当时我发现自己被关了起来，正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我周围的人都是疯子，真正的疯子，我很害怕，不知道自己能否离开那里。而那些医生就像法官和陪审团，将会决定我今后的生活，所以我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没有信心，唯恐在英语和瑞典语之间缠夹不清。为了更加清晰地表述，我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我会写下发生在1963年的事情真相，不是口述，而是写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看看这件发生在童年的事情能否证明我真的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