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金戒指（第2/3页）

“你一定听说过有‘恋足癖’的人，”那天我听见他在对警长说，“还有的人是‘恋物癖’——他们疯狂地喜欢女性内衣……”

这些新名词对警长来说，从未听说过，其他人也没有听过。大概多少年后，他们也不会听说这些词汇。

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引起多数人的共鸣，但新警察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凶手肯定是个有‘恋手癖’的人！”

这桩凶杀案还有其他的疑点：雪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足迹；此外，家里放着的一把祖父做的木柄切肉刀也不见了，警方一直没有找到。

由于没有一点头绪，这个案子不了了之，被淹没在时光的尘埃之中。最后，没有任何人被指控。我经常在心里想：假如爸爸被警方指控，然后再被宣判无罪，也许会洗脱他身上的嫌疑。可现在，几乎全镇的人都认定爸爸是杀害妻子的凶手，尽管人们当着爸爸的面不说什么，但是，人们彼此心照不宣。

妈妈离开我们之后，我和姐姐的生活更加困顿了。在家里，我们俩很少和爸爸交谈，甚至尽量避开他。但在这样小的房子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每到夜晚，我和姐姐在做功课时，爸爸总是冲着我们抱怨说，镇上的人们总是对他冷眼相待。

“人人都认为是我干的，”他说，“可你们知道，凶手不是我！你们知道的，对吗？我怎么能对你们的妈妈做那种事，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爸爸平生从不在乎别人，可如今却会因为别人的眼色而感到烦恼不安，真是奇怪。妈妈去世以前，爸爸从来不喝烈酒；可现在，他每天回到家后便闷坐一旁，自斟自饮，直到喝得酩酊大醉。夜深的时候，爸爸都会醉倒在床上，虽然他不会打我和姐姐，可他喝醉后的样子，更让我们无法接受。

最初，我和姐姐都认为爸爸可能会再婚，因为邻居们都知道，一直以来，爸爸都对朱迪小姐“有点意思”。朱迪小姐是镇上学校里教四年级的老师。“对……有点意思”是我们牧师常用的词。

记得妈妈还活着的时候，爸爸并没有过多地表现出对朱迪小姐的好感。有时候，我们去参加镇上的集会时，爸爸也主动和朱迪小姐打招呼，甚至还试图搭讪。这时候朱迪小姐总是皱着眉头，对爸爸微笑着摇摇头。

妈妈去世以后，爸爸几次邀请朱迪小姐参加舞会，甚至还买来电影票请她看电影。但爸爸的几次努力都失败了，朱迪小姐拒绝了他。

我猜想，也许朱迪小姐心里对爸爸没底。毕竟，爸爸身上还背负着杀害妻子的嫌疑。但无论什么理由，总之，在一年后，朱迪小姐和一个加油站老板结婚了。这意味着爸爸永远没有机会了。

自此以后，我和姐姐的生活越来越糟糕。姐姐中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矿工医院，成为一名实习护士。我知道，她是在等我毕业，然后一起走。因为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决定：我们在长大成人之后就离开这个破碎的家。

在我十七岁那年，我从中学毕业了。在毕业前的几个星期，我已经将我的个人物品装在一只破袋子里——那是我十三岁时在垃圾堆捡来的。毕业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将妈妈的结婚照塞进袋子里，便不辞而别了。我直接来到汽车站，前往一所乡村小学——我们的校长安排我临时在这里教书。到了第二年夏天，我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我一边打工一边读书，计划在毕业之后谋求一份正式的教职工作。

我姐姐的事业发展也很顺利，她完成了护士培训课程。不久以后，她出嫁了。三年之后，我也结了婚。我和姐姐的家相距仅五十里。

我们姐弟俩都没有再见到爸爸——直到他去世，也未与他谋面。

因为要参加爸爸的葬礼，我和姐姐这才回了一次家乡。

我们回去的时候，他的遗体已经被抬到了位于家具店后面的殡仪馆，有几位镇上的居民来送葬。我们没有在葬礼上停留多久，爸爸的遗体一下葬，我们就匆匆离开了。也许人们会认为我们不尊敬爸爸，但是，爸爸也不尊重我们。

在参加爸爸葬礼期间，我和姐姐住在旅馆里。即使给我一百元钱，我们也不愿再睡在爸爸居住过的老宅里。不过，爸爸下葬后的第二天，我们还是去了一趟位于镇子南边的老宅，整理爸爸的遗物。

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小木屋更加破烂了，斑驳的漆残留在墙上，院子里长满了野草，满目荒芜。

屋里散发着霉烂的气味，几乎令我们窒息。姐姐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起来。接下来，我们俩开始清理屋子里的杂物。清理出来的一大堆垃圾直接送到垃圾站丢掉，另外一些尚可使用的物品，则捐赠给了“救世军”。总之，没有一样东西是对我们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