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失窃案之黄石兽角杯(第3/6页)

“请说!”

“第一,那只兽角杯的体积究竟有多大?能放进衣服口袋里吗?”

“不能。”梁启文回答说,“兽角杯高18厘米,直径9厘米,一般衣服口袋是放不下的。”

“第二,从他们接收此杯,由您家去机场的这一段时间内,是否有可能被人用一只一模一样的小手提箱,偷换了原来的那一只?”

“绝对不可能。他们处事非常谨慎,拿到兽角杯后未作停留,就去了机场,是我的司机开车送他们去的。再说,那只小手提箱是我在巴黎随同此杯一起买来的,是欧洲20世纪初的产品,做工精致,款式独特,也可以算是一件古董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都寻找不到另一只完全相同的小手提箱。”

告别梁启文先生以后,他们驱车去香港启德机场,进行讯问调查。

启德机场是特大型的国际机场,每隔5分钟就有一架班机起飞或降落,旅客流量很大。机场候机大厅内,旅客成群,人流如涌,这给调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好在机场的设备先进,候机大厅的主要部位以及各个通道口都装有监控摄像头。他们进入监控室,要求工作人员找出当日的录像带,一卷一卷地加以播放。折腾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查找到了几卷录有曹沛等三人的录像带,有他们进入候机大厅的,走向验票口验票登机的,也有在咖啡屋里候机喝咖啡的。

何钊要他们将咖啡屋的那一卷录像放了几遍。录像显示:曹沛三人进入咖啡屋后,选择了一张靠墙的桌子坐下,一位女侍过来招呼了一下又离去,片刻之后她又送来三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曹沛将抱在胸前的小手提箱放在桌上,腾出手来拿起咖啡杯,开始一口一口慢慢地啜饮起咖啡……直到40多分钟以后,他们才起身离开咖啡屋,去验票口验票登机。在此期间,并无一人接近过他们的桌子。

何钊叹了一口气,不厌其烦地要工作人员把这一段录像再放一遍。放着放着,他忽然喊道:“停!这里前后好像有一点脱节,人物的动作连接不上。”

“对了。”一位工作人员说,“那天这个时候因为临时停电,摄像机曾中断工作了一小会儿。”

“停电?”何钊皱皱眉头问,“什么原因?停了多久?”

“好像是哪里短路,保险丝断了。也没有多久,前后不过一分多钟。”

“原来是这样。”何钊点点头,要机场的保安人员去把咖啡屋的那位女侍叫来。

只一会儿,保安就领着那位女侍来了。她十八九岁,中等身材,远比在录像上看到的要漂亮。

何钊指指录像屏幕,问她:“还记得吗?那天这个时候曾经停了一小会儿电。”

“是的,当时我正在柜台上,忽然一下觉得眼前暗了许多。抬头一看,厅里的灯全都黑了,这才知道是意外停电。”姑娘回答说。

“那么,你还记得在停电的那一分多钟里,有人靠近过这张桌子吗?”

“没有。这张桌子的位置比较偏僻,与它相邻的几张桌子都没有客人。因为光线很暗,在停电的那一分多钟里,人们都没有走动,绝对没有人靠近过那张桌子。”

从机场出来进入警车以后,罗琳问:“你肯定那只黄石兽角杯是在这里丢失的吗?”

“我仔细研究了他们从香港返回江州的行走路线,列了一张时间表,只有这里才是唯一可以接近他们、有机会作案的地方。”何钊回答说。

“可是监控录像上却始终没有出现过窃贼的身影呀!”赵忆兰说。

“你忘了停电的那一分多钟,那正好为窃贼避开录像监视,进行行窃提供了方便。另外,厅里的灯光骤然熄灭,又会使人眼前一黑,造成一个短暂的盲态,更是一个行窃的绝好机会。”何钊分析说。

“就那么一分多钟,窃贼的动作也太神速了吧?再说,在那一分多钟里,也没有人接近过他们的桌子呀。”赵忆兰又说。

“这正是我感到纳闷的地方。”何钊点点头,慢慢地说道,“如果咖啡屋的女侍和他们三人说的都是真话,并没有人接近过他们桌子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监守自盗?”罗琳与赵忆兰同时说道。

“对,监守自盗。窃贼就在他们三人中间。”何钊说。尽管何钊十分不愿意将博物馆的三名工作人员与窃贼联系起来,但眼前的事实,却使他不得不做出这一推断。

第二天,何钊与赵忆兰就返回了江州。

他们返回江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文化局查阅曹沛等三人的档案。何钊看得很认真,他一边看一边摘录,列出如下一份简表:

曹沛,男,54岁,197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江州工作,先后在文化馆、文化局等单位任职,1986年调入博物馆任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