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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长峰先生吗？绘摩小姐是被菅野快儿和伴崎敦也两人杀害的。这不是恶作剧电话。我再说一次，杀绘摩小姐的凶手是名叫菅野快儿和伴崎敦也的男孩……”

说话者好像是用手帕之类的东西捂住了嘴，声音才会听不清楚。是男人的声音，但很难推测出年龄。

此人慢慢说出伴崎敦也的住址后，又接着说道：“伴崎敦也把钥匙藏在门上的信箱内侧。用那把钥匙进入房间后，应该就可以找到证据，像是录像带之类的。我再重复一次，这不是恶作剧，都是真的，请通知警察。”

留言就是这样。

长峰一阵茫然。他盯着电话，无法动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打来的？

他试着查了来电记录。好像是用公用电话打来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多。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莫非是恶作剧电话？但来电者说了两次“这不是恶作剧”。当然，不能因此就盲信，但要刻意放弃这条线索吗？

而且最关键的是恶作剧电话不可能打到这里。不管是传单还是广告牌上，都没有写长峰家的电话号码。

对了，他为什么会打到这里来呢？他怎么会知道这里的电话号码？

长峰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绘摩带着手机，却下落不明。那部手机存有家里的电话号码。

不太可能是凶手打来的。会不会是凶手身边的人查过绘摩的手机，才打到了这里？

长峰觉得袜子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便看向脚边。是一摊圆形水迹。仔细一瞧，原来是从右腋下滴落的汗水。

他拿起便笺纸和圆珠笔，然后再次播放留言。

飞快地记下菅野快儿和伴崎敦也的姓名及住址后，他拿着便笺纸回到沙发边，另一只手握着电话。

应该打电话给警方，他想。虽不知道这是不是恶作剧，还是必须先通报一下。他们大概会立刻去这个住址，确认是否真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存在。如果有，应该会接着调查其是否和此案有关。对他们来说，这轻而易举。

如果不是恶作剧，案情就会急转，就可以破案了。凶手应该会被逮捕吧？密报者的真正身份也一定会揭晓。这正是案发以来长峰日夜企盼的结果。他脑中只有这件事。

应该通知警方。

长峰掏了掏脱下来的外套的内袋。里面放着皮夹，内有一张名片，那是久冢警部的名片。“有任何事，请打电话给我。”久冢这么告诉他，还将调查总部的电话号码用圆珠笔写在了上面。

他照着那个号码按着电话的数字键，接着，只要再按下通话键就可以。

但他就是无法按下。他将电话放到桌上，叹了口气。

电视正在转播足球赛。长峰茫然地看着。解说员正针对一名球员的表现发牢骚，如“希望他能放开一点，他还很年轻，教练会忽略他的一些小失误”云云。

长峰拿起遥控器，将电视关掉。

几天前他从新闻中得知了一些事情。有人目击到可疑车辆，像是旧款轿车，听说上面坐了两三名年轻人。

这些人不一定就是掳走绘摩的凶手。可如果是，会怎样呢？要是那些浑蛋未成年怎么办？喝了酒？服用了兴奋剂？如果他们的精神状态不正常呢？

过去发生的几起不合理的案件在长峰脑海中苏醒。凶手并非每次都会被判死刑，不判死刑的案例反而更多。如果凶手未成年，甚至连姓名都不会公布，更不可能判什么死刑。

少年法并非为被害人而制定，也不是用来防止犯罪，而是以少年犯罪为前提，为了拯救他们而存在的。从这些法律条文中无法看见被害人的悲伤与不甘，只有无视现状的虚幻道德观而已。

另外，长峰对于案发以来警察的处理方式也有不满。

根本没人告诉他目前案子处理到什么程度。就以有人目击到可疑车辆一事为例，长峰若没看新闻，根本不会知道。关于这一点，警方也没告诉他究竟掌握了多少新物证。

这个密报电话应该通知警察，警察也会有所行动，但恐怕不会将他们的行动内容告知长峰。就算抓到了凶手，警察多半也不会告诉他详细经过。长峰甚至怀疑自己能否见上凶手一面。接着，凶手会在长峰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送法庭审理，然后法庭再塞给被害人家属一个难以理解的理由，轻判凶手。

长峰站起来，拿起放在电视柜上的地图册，回到沙发上，试着寻找刚才记下的地址。

找到了！

密报者说的地址不是虚构的，连巷弄门牌号码都真的存在。自然，这不表示那里就有密报者所说的公寓，以及住着一个叫伴崎敦也的人。

长峰拿起无绳电话，液晶屏幕上仍显示着警察局的电话号码。他先删除，再从外套口袋中拿出手机，从号码簿里搜寻到公司主管的电话，用无绳电话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