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2/10页）

郭小芬摇摇头。

“简单说，就是催眠师或心理医生在治疗过程中，通过暗示手段在患者脑海中植入一段错觉情境。”沙俪说，“20世纪90年代，美国曾出现过一股‘全民受虐潮’，成千上万的美国妇女在催眠师的‘治疗’下，回忆起自己童年时代受到亲人的性侵犯，导致大量的人入狱、无数个家庭解体。华盛顿大学的著名认知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教授经过研究证明，其中绝大部分‘受虐记忆’纯属子虚乌有，是在催眠师具有暗示性的提问中形成的——催眠术能导致人进入一种高感性状态，思维和心理活动在这种状态下很容易被夸大、控制和扭曲，甚至无中生有。比如你反复问一个催眠状态的女人‘你小时候被父亲抚摩过几次阴部’？那么即便是根本没有过这种事，这个女人也会将儿时父亲给她洗澡回忆成性侵犯——这就是所谓的‘医源植入性记忆’。”

“人的记忆，有那么脆弱吗？”郭小芬有点不相信。

“比你想象的脆弱得多。”沙俪说，“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教授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超市走丢实验’，她找了一群从8岁到42岁的受试对象，问一个相同的问题：你还记得你5岁时在超市走丢的事情吗？所有的受试对象起初很困惑，但在提问者坚定有力的提问下，所有的人都‘回忆’起了根本不存在的走丢事件，甚至回忆出超市的名字、父母焦急寻找的样子，甚至电梯的铃声和警察用棒棒糖哄自己不要哭……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书籍、报纸、杂志、电视、讲座，都在某种程度上制造着一个又一个虚拟空间，使观众分不清事实和虚构，产生并不存在的记忆，假如这种记忆又是‘集体共识’——就是说你身边的人都‘记起了这件事’，那么你就更加容易坚定‘这件事确实发生过’。”

郭小芬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那次健康讲座：《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合唱，三位“我国医学界的泰斗级人物”，还有一拥而上的抢购……

“当然，催眠术本身并不是坏事，让失忆患者进入恍惚状态，在极度放松中慢慢回忆，确实有助于其及早恢复记忆。但是凝却使用了一种可怕的手段，那就是植入记忆扭曲编码。”沙俪把凝实施催眠的方法和过程对郭小芬详细讲述了一遍，“我也学过一点点催眠术，但最初并没有意识到问题在哪里，因为凝植入的第一句是‘我是受害者，香茗一定会原谅我’，表面上看这句话毫无问题，但是我忽略了一点——”

“你忽略了什么？”郭小芬盯着她的眼睛问。

沙俪说：“我忽略的是——这句话其实不是凝植入的第一组记忆扭曲编码。”

一阵旋风，在车窗外打了个极响的哨子。郭小芬不寒而栗。

沙俪接着说：“第一组记忆扭曲编码，其实早在第一次治疗结束时就植入了，那句话是这样说的：‘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不能逃避，否则痛苦将永无休止，我要努力回忆，罪行才能破解。’我后来想起，凝在说这句话时，最后四个字说得很重，这里她玩弄了一个魔术手段，一个障眼法，她让我误以为她要强调的是‘才能破解’，其实不然，她在刘思缈的记忆里真正植入的是这样一个断句——我要努力回忆罪行，才能破解！”

“啊！”郭小芬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沙俪长叹：“这两组记忆扭曲编码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这样一句话：‘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不能逃避，否则痛苦将永无休止，我要努力回忆罪行，才能破解，我是受害者，香茗一定会原谅我……’凝像刻盘机一样把这句话刻在了刘思缈的记忆里。接下来，她又给刘思缈施压，使她喊出‘我要杀了你们’的潜意识！这样一来，即便是我都怀疑刘思缈是杀人真凶了。我敢说，在我被带走审查之后，凝一定还植入了更多的记忆扭曲编码，比如‘我才是杀人凶手’之类的。”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郭小芬喃喃地道。

“这个我就猜不出了。”沙俪说，“小郭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把刘思缈的消息透露给健一公司，我还奇怪呢，我刚刚接手刘思缈的治疗，健一公司那个公关事务部的主任王慧就打电话找到我，让我写篇稿子讲保健品在精神病患者康复中的作用。我很不客气，告诉她服用保健品对精神疾病毫无作用，她还是让我写，稿子刚发给她，就告诉我稿费打了过来，我查了没有，还催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我被审查那天上午才打到我的账户上，还那么多钱……”

“凝岂止是给思缈做了催眠，她把咱们都催眠了！”郭小芬愤恨地说。

凝是名茗馆的馆主，凝是楚天瑛亲自“求来”的救星，凝从一开始就引她注意沙俪的用药，凝永远是一副善解人意的温婉姿态……这一系列行为形成一个巨大的“场效应”，使最擅长观察和独立思考的自己，也对凝报以绝对的信任，成了受人利用的一颗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