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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说他可清楚得很,还有得等。

在这段部署期间,史迈利到圆场的探访当然没有官方记录可循。他像个幽灵似的进入那个地方,隐形地飘过熟悉的回廊。在恩德比的建议下,他在傍晚六点十五分抵达,就在日班刚交接,夜班人员还没就绪的空当。他预期会有关卡;会碰到那些他已认识二十年之久、不时被电召到五楼打扫的清洁工。但在恩德比的安排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没有证件的史迈利到了那里,一个从未见过的男孩满不在乎地点了点头,示意他走进开着的电梯。搭乘电梯,他一路畅行无阻地到了地下室。出了电梯,他首先看见的是福利委员会的告示板,上面张贴的告示,与他那个时代的一模一样,只字未改:免费猫咪征求善心家庭;戏剧社周五于福利会朗诵《顽皮的奎奇顿》62,还拼错字了。相同的回力球竞赛,基于安全理由,参赛者都以化名参加。相同的抽风机发出恼人的噪音。因此,当他推开登记处的嵌丝玻璃门,闻到油墨与图书馆灰尘的气味时,他几乎期望会在角落书桌那个缺损的绿色阅读灯下,看见自己圆滚滚的身影伏案阅读,就像当年他埋首分析比尔·海顿的叛变事件,并逆向思维地指出莫斯科中央的防御弱点时一样。

“噢,我听说现在,你正在编写我们过去辉煌的历史。”夜班登记员宽容地说。她个儿很高,走路的神态与希蕾莉颇相似,即使坐着的时候都有点儿摇摇欲坠。她砰的一声把一个装文件的旧锡盒放在桌上。“五楼送给你这个,装满了他们的爱。”她说,“如果你需要到其他地方,就叫一声,好吗?”

握柄上的卷标写着“大事记”。打开盒盖,史迈利看见一沓用绿色绳子捆在一起的发黄旧档案。他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翻开第一个卷档,看见卡拉模糊的照片,仿佛棺木里的尸体,从黑暗中瞪着他。他彻夜详读,几乎一动也不动。他探索着卡拉的过往,也追索着自己的往事,有时,他甚至觉得两人的生命互补,也觉得他们是同一种不治之症的起因。他一如既往地质疑,倘若他拥有卡拉的童年,倘若他置身相同的革命烈焰,将会如何。他努力尝试,却一如既往地无法抗拒自己的感同身受。苏联人民所承受的痛苦,苏联政府毫不在意的残暴蛮行,苏联英雄的流离失所,处处令他怵目惊心。这一切都让他自惭形秽,相较之下自己是如此轻松自在,尽管自己的生活也不乏痛苦。夜班结束时,他还在那里,瞪着发黄的册页,“像马儿站着睡觉似的”,曾参加骑术竞赛的夜班登记员说。甚至当她把档案从他面前拿走归还五楼时,他还一直瞪着前方,直到她轻轻碰了他的手肘。

隔天晚上他又来了,再隔天也一样;他销声匿迹,隔了一周又再度出现,却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读完卡拉的资料之后,他抽出基洛夫的资料,还有米凯尔、伟林和所有关于集团的资料,希望能为他所听到、所记得的莱比锡——基洛夫的故事找到具体的佐证文件。史迈利还有另外一面,可以说他是拘泥于形式的,或者是学者性格。对他来说,惟一真实可信的就是档案,其他的一切除非符合或切中记录,否则都只是浪费时间的东西。他也抽出奥图·莱比锡和将军的档案,即使不为其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对他们的纪念,他在两份档案中都加进了备忘录,平实记载他们死亡时的现场状况。他最后抽出的一份档案是比尔·海顿的档案。最初他们对于这份档案的解密还有疑虑。五楼的执行官,无论这晚是谁当班,还把恩德比从部长级官员的私人晚宴中叫出来,请示这件事。恩德比,他这次倒是颇值得称道,愤怒地说:“老天在上,最开始写这些该死的东西的人就是他,不是吗?如果乔治不能读他自己的报告,还有哪一个该死的人可以看?”然而,史迈利并没有真的读这份报告,据那位暗中登录他所阅取的所有档案的登记员报告说,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浏览。据她的形容,他若有所思地缓缓翻阅,“仿佛在找一张曾看过却遍寻不着的照片”。他只把档案留在手中约莫一个小时,然后很有礼貌地归还。“非常谢谢你。”自此而后,他未再现身,但清洁工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当晚十一点过后,他整好报告,清理桌子,把几张用手抄写的札记丢进放置机密文件废纸的垃圾箱,然后,有人看见他在后院站了很长一段时间——阴森黝暗的后院,满是白色瓷砖、黑色排水管与猫的恶臭——望着他以前所在的楼层,以及他以前房间的幽微灯光,宛如老人望着自己出生的房子,自己以前读书的学校,以及自己举行婚礼的教堂。而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从剑桥圆环——当时已十一点半——搭出租车到巴丁顿,搭乘午夜后不久发车的卧铺夜车到彭赞斯63。他没有预先买票,也没用电话订票;他没带任何过夜的东西,甚至没有刮胡刀,直到早上才设法向服务生借了一把。此时,山姆·科林斯正在集合那群负责监视的乌合之众,也就是公认的大外行,他们事后能记得的,就只是史迈利曾在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但当时他们没有时间采取任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