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亲爱的顾问（第2/3页）

当下我决定第三度与芬南太太约谈。她精神崩溃，供认自己一直为丈夫担当情报员，而她丈夫五年前在假期滑雪时被弗雷收归旗下。她自己勉为其难地掺和其中，既是出于对丈夫的忠诚，又是为了避免他在从事情报工作过程中掉以轻心。弗雷在公园已见过芬南与我交谈。他臆断我仍在从事情报工作，并由此推测芬南若非被人怀疑，即在充当双面间谍。他指使蒙特了断芬南，迫使其妻串通作假，并不许走漏风声。她甚至要就着丈夫的签名样本，在其打字机上打出自杀遗书。

她把丈夫取得的情报传给蒙特的方式十分重要。她将笔记与文件副本放在乐谱袋内，带到剧院。蒙特捎上一个相似的袋子，内藏钞票与指令，就跟芬南太太一样，放在存包处。他们只需要交换存包处票据即可。蒙特未能在适才提及的那天晚上现身剧院，芬南太太便依照老规矩，把票据寄到海格特的指定地点。她为了赶上从韦布里奇发出的最后一趟派件，离开了剧院。当天晚上稍后，蒙特要拿乐谱袋，她便告知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蒙特坚持当晚取走乐谱袋，因为他不想再跑一趟韦布里奇。

当我次日早晨询问芬南太太之时，其中一个问题（关于8：30的电话）让她十分警觉，于是给蒙特打了电话。这导致当天稍后我遭到袭击。

芬南太太给了我地址与电话号码，这是她用以联系蒙特的——对此人，她只知道假名是弗雷提格。这两个讯息都指向一名欧洲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公寓，这个人经常款待蒙特，当他有需要时，还会给他提供膳宿。这个飞行员（可假定为东德情报组织的一名信使）自1月5日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国家。

这便是芬南太太揭露出的全部内幕，但在某种意义上，推论不出任何结果。间谍死了，他的凶手也消失了。能做的只有评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开通了一个官方渠道，并指派菲利克斯·塔芬纳先生对外交部那些涉嫌泄密的文件进行估算。这包括芬南自被弗雷招募后接触过的所有文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密文件并非系统性地被获取。芬南抽取的机密文件均是他职务范围内所直接相关的。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接触敏感文件的权限被大幅提升，却没有把任何涉密文件带回家。这段时期他带回的文件无一例外是低级的，而且涉及的一些内容已经超出他的工作范畴。这跟芬南作为一名情报员的身份不相吻合。不管怎样，很可能他已经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了热忱，而他邀我共进午餐正是迈出了坦白的第一步。心中有此想法，他便可能写出匿名信，设计让自己得以接触局里。

这时候应该提及之后发生的两件事。其一，通过虚假的名号以及伪造的护照，蒙特在芬南太太说出真相那晚乘坐飞机出国。他躲过了机场管理局的注意，却被空姐凭记忆认出。其二，芬南在日记里记下戴尔特·弗雷的全名以及电话号码——这是从事谍报活动最基本的规则中最不可容忍的漏洞。

很难理解为何蒙特谋杀斯卡尔后会在伦敦等上三个星期，更难的是面对那些显然未经筹划、盲目选择的文件，如何将芬南的活动与他妻子的讲述对接起来。再度检视这些事实，只能够反复得出一个结论：芬南是情报员的惟一证据来自其妻子。若事实正如她所言，为何在蒙特与弗雷决计清除所有掌握重要内情之人时，她还能活命？

另一方面，她是否正是一名情报员呢？

如果是，那就能解释蒙特离开的日子了：一旦芬南太太说我已听信她精心布设的陈词，他的疑虑即被打消，继而立马离开。这也能解释芬南日记里的条目：弗雷是在滑雪中偶然认识的人，并且恰好要去威利斯顿走一趟。这样芬南对文件的选择便能说通了——假如芬南每次都是故意选取非机密文件，而他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涉密的，那么惟一的解释便是：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妻子了。因此到马洛的邀请信，自然而然地在前一天我俩碰面后送到。芬南决定向我吐露他的看法，并为此请了一天假——这件事他的妻子显然并不知情。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芬南要通过匿名信来告发自己：他希望能跟我们取得联系，以此作为揭发妻子的第一步。

继续推测下去，值得关注的是，在谍报技术方面，芬南太太自己一个人便能做到高效而细致。她和蒙特对技术的运用让人回想起战时的弗雷。制定若无法会面便将存包处票据寄出去的后备方案也正是他打算周密的风格。看来芬南太太把事情办了个滴水不漏，简直无法与她自称不情愿地成为变节丈夫的同行者之说相联系。

顺着逻辑看，即便芬南太太现在被怀疑为情报员，也没有理由相信她对芬南被杀当晚所作的解释必然不对。要是她知道蒙特有谋杀自己丈夫的意图，那她便不会带着乐谱袋去剧院，也不会把存包处票据邮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