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病房里的沉思(第2/3页)

塞缪尔·芬南。新旧世界在他身上融合。地道的犹太人,富有教养,见多识广,独立自主,勤奋刻苦并且感觉敏锐;对于史迈利,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是时代之子,被迫害,就像艾尔萨那样,并被驱使从业已移居的德国来到英国的大学。凭借一己之力,他把缺点与偏见撇到一边,最终进驻外交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仅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要是他在面对俗人做出的决定时有那么一点骄傲自大,一点不情不愿,谁又能责怪他呢?当芬南宣称自己支持德国分裂时是有些让人尴尬,但这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他开始处理亚洲事务,这件事就没人记得了。在其他方面,他对过错宽宏大度,在白厅以及萨里都受人欢迎。在萨里,他每周都会花上几小时投身公益事业。他热爱滑雪。每年他都会一次性使用所有的休假时间,在瑞士或奥地利待上六个星期。史迈利只去过德国一次,他记得——那是跟他的妻子四年前去的。

在牛津的时候,芬南理应加入左派,这再正常不过了。那是大学共产主义的大好蜜月期,而其理念,天知道是什么,他心中清楚得很。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西班牙佛朗哥的叛乱,美国经济的萧条,特别是反犹太主义在欧洲的席卷——芬南自然要找到一个发泄愤怒与反感的渠道。再说,党在那时受人尊敬;工党以及联合政府的失败让许多知识分子相信,光是共产主义便足以替代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令人兴奋的地方,随处可见的同仇敌忾以及同志关系一定吸引了好出风头的芬南,让他在孤寂中得到慰藉。当时还谈到前往西班牙;有些人已经走了,就像剑桥的康福德,一去不复返。

史迈利能够想像得出芬南那段时期的样子——反复无常,真诚热切,就像初学者当中的老手,毫无疑问会给他的同伴带去真正的磨难。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他的银行家父亲富有远见,在瑞士留有一个小账户。钱虽然不多,但是足以供他念完牛津,而且能让他免遭贫寒之苦。

和芬南的那次面谈,史迈利记忆犹新:虽是众多面谈当中的又一次,却与众不同。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交谈方式。芬南的表达非常清晰、快速、不容置疑。“他们最美好的一天,”他曾经说过,“就是矿工来的那天。他们来自朗达42,你也知道,对同志们而言,自由精神随着他们一同从山上来到这里。那是一场绝食游行。团体里的人似乎没有想到,那些游行者是会饿得扛不住的,但我想到了。我们租了一辆货车,女孩子们炖了汤——炖了很多很多。市场上一个有同情心的屠夫,低价卖给我们好些肉。我们开着货车出去见他们。他们喝了汤又继续游行示威。他们并不是真心喜欢我们,并不信任我们。”他笑了。“他们那么瘦小——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个——就跟小精灵一样,又小又黑。我们希望他们能唱首歌,他们也唱了。但不是为我们唱——是为他们自己唱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威尔士人。

“这让我对自己的种族加深了了解,我觉得——我是犹太人,你知道的。”

史迈利点了点头。

“当威尔士人离开之后,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当你梦想成真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他们当时认识到为什么党不怎么在乎知识分子了。我觉得他们大多感到自身的低贱,还觉得羞耻。他们为自己的高床软枕和舒适居室感到羞耻,为自己的酒足饭饱和漂亮文章感到羞耻,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风趣幽默感到羞耻。他们总是在说凯尔·哈迪43是如何用一截粉笔在采煤场自学速记的,这故事你也知道。他们对自己拥有铅笔和纸张感到羞耻。但把纸笔就这样丢到一边是无济于事的,对吧?这是我在最后悟出的道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退了党。”

史迈利想问芬南他自己有什么感想,但芬南又开始讲了起来。他跟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他后来明白了这点。他们不是成年人,只是小孩,他们渴望明天便有自由之火、吉普赛音乐以及大同世界,他们骑着白马穿过比斯开湾,或者带着孩童般的喜悦,给挨饿的威尔士小精灵买啤酒;这群孩子无法抵挡东方的太阳,只能顺从地让自己蓬乱的头朝着它转。他们相互喜爱,而且相信他们热爱全人类,他们又相互打斗,相信他们在与世界搏斗。

很快他便感觉滑稽。对他而言,他们还不如去给士兵织袜子。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驱使他对二者进行了一番细致考量;他把全副精力投放到哲学与历史书籍的阅读上,然后惊讶地发现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浑然理性中的慰藉与平和。他尽情享受这种理性的坚忍,为它的无畏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学术性颠覆而感到振奋。到头来,在寂寞岁月中赐予他力量的并不是党,而是这种哲学,这种要求为不容置疑的信条牺牲一切的哲学,这种使他受辱却又令他鼓舞的哲学;而当他最后收获了财富与名望之际,他又痛心地背弃了它们,就如同那是一件珍宝,当他年岁过大时,便不得不将它连同年轻的时光一起,遗留在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