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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会对这一切大惊小怪，看着汉娜消失在人群中，潘戴尔几乎觉得心满意足了。孩子们不会奇怪，没人会奇怪。甚至我也不会。一个接受犹太教育的男孩（只是他并不是犹太人），一个接受天主教教育的女孩（但她也不是纯正的天主教徒），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一切再正常不过。亲爱的，对不起，我对那天下无敌的艾尔纳斯托·狄嘉多这么无礼，可是今天不是我该当好孩子的日子。

之后，在只有自己相伴的甜蜜中，潘戴尔再次开上高速公路，打开他的莫扎特。知觉刹那间敏锐了起来。独处时常常如此。他习惯性地检查车门是否锁好，眼睛不时留意是否有公路抢匪、警察和其他危险人物出现。但他不是很担心。在美国入侵之后几个月，荷枪实弹的匪徒和平接管巴拿马。今天如果有人在塞车时段掏出一把枪，所有车子里的人肯定跟着掏枪齐射。只有潘戴尔的车子除外。

灼热的太阳从又一栋半完工的建筑后面扑到他身上，阴影加深了，城市的喧嚣更浓了。在他必须穿过的窄小街道里，在那些摇摇欲坠的房舍暗影之间，出现了彩虹般的色泽。人行道上的面孔有非洲人、印度人、中国人和各种混血人种。巴拿马的人种像鸟类般快速膨胀，每天都让本身是混血的潘戴尔雀跃不已。之中有些人是奴隶的后裔，或许其他人也都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数以万计，被船载到此地工作，甚至因为运河而送了命。

道路通畅。太平洋潮水退了颜色，晦暗起来。海湾那头的深灰色岛屿像遥远的中国山脉，绵延在灰扑扑的迷雾中。潘戴尔很希望到那里去。这或许是露伊莎的错，因为有时候她强烈的不安全感折磨得他精疲力竭。或者是因为，他已经在正前方看见银行的那幢摩天大楼，红色的顶端耸入云霄，与同样丑陋的伙伴一较长短。隐隐约约的海平线上，十多艘船漂浮在模糊的边缘，打发等待进入运河的无聊时光。出神的一刹那间，潘戴尔感同身受地想到了船上的无聊生活。在动也不动的甲板上汗流浃背，躺在挤满外国人与石油臭味的船舱里。我不要再有那么可怕的时光了，谢谢你，他打个哆嗦对自己承诺。绝不再有。终此一生，哈瑞·潘戴尔会好好享受每天的每一小时，绝无戏言。问班尼叔叔去，无论他是生是死。

进入威严堂皇的巴布亚大道，他有腾云驾雾的感觉。左边经过的是美国大使馆，比总统府还大，甚至比他的银行大。但是，此刻，却没露伊莎那么大。我太好大喜功了，他转进银行前庭时心里对她解释道。如果我的脑袋没那么不切实际，就不会卷进现在这团混乱里；如果我没把自己当成大地主，没欠一分一厘不属于我的钱，也停止攻击艾尔尼·狄嘉多，或任何你刚好认为道德无瑕、不容冒犯的人就好了。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关掉莫扎特，走到车后，从衣架上取下西装外套——选了深蓝色——套进去，对着后视镜调整他那条“丹曼与嘉达”领带。一个表情严肃、穿制服的男孩，正看守着宏伟的玻璃门入口。他小心照管一把压动式霰弹枪，对每个穿西装的人敬礼。

“爱德瓦多先生，今天过得好不好啊，先生？”潘戴尔用英文大叫，一条手臂挥啊挥。小伙子露出愉快的神情。

“早安，潘戴尔先生。”他回答道，这是他惟一会的一句英文。

就一个裁缝而言，哈瑞·潘戴尔的体格超乎预料地好。或许他也心知肚明。因为走路的时候，他总带着保留实力的气息。他既高且壮，一头灰发剪得短短的。胸膛厚实，肩膀宽阔倾斜像拳击手，行走时则像个训练有素的政治家。起初他两手微微弯曲，垂在两侧，随后又一本正经地交叠在壮硕的背后。这是检阅仪仗队或大义凛然面对刺杀时的步伐。在潘戴尔的想像里，他觉得自己两者兼具。他只允许西装背后开一个衩，并称之为布瑞斯维特法则。

但在他四十岁的脸上，却明显流露出男人的风采与愉悦。婴儿蓝的眼睛闪烁着无可救药的天真；即使在平静的时候，他的嘴也会绽放温暖而无往不利的微笑。若是不小心瞥到，这抹微笑甚至会给人带来更好的感觉。

巴拿马的大人物，都有身穿端庄的蓝色公交制服的美貌黑人秘书。大人物们有装饰着嵌板及镶铁条的雨林柚木防弹门，门上的铜把无法从外头转开，因为是由里面的蜂鸣器控制，这样大人物们才不会被绑架。拉蒙·卢尔德的房间宽大而摩登，高居十六楼，可以从天花板到地板的落地彩色玻璃窗俯瞰海湾，办公桌则大得像网球场。拉蒙·卢尔德攀在书桌远远的那端，像只小老鼠攀在巨大的救生艇上。他身材粗短，下颚呈暗青色，有着光洁的深色头发与墨蓝色的鬓角，还有一对贪得无厌的亮眼睛。为了练习，他坚持说英语，而且是通过鼻子说。他曾花了大把银子寻根，最后宣称自己是某位在达黎安6遇难搁浅的苏格兰探险家后裔。六个星期前，他定制了一条卢尔德家族花格的苏格兰裙，好到联合俱乐部跳苏格兰舞。拉蒙·卢尔德欠潘戴尔五套西装共一万元，潘戴尔则欠卢尔德十五万元。为了表达善意，卢尔德把未付的利息列入本金，这也是为什么本金会不断增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