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没有蛇（第2/10页）

“那就上车吧。”他说。

在去工地的路上，卡梅伦坐在前面的驾驶室里，驾驶室与车厢之间没有隔板。车厢两边的长木凳上坐着十几个工人，拉姆・拉尔挨着后挡板坐着，旁边的人个子矮小，但很结实，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他叫汤米・伯恩斯，看上去颇为友好。

“你从哪里来？”他问道，纯粹是出于好奇。

“印度，”拉姆・拉尔说，“旁遮普邦。”

“嗯，哪里啊？”汤米・伯恩斯问。

拉姆・拉尔微微一笑。“旁遮普邦是印度的一部分。”他回答说。

伯恩斯想了一会儿。“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最后他这么问道。

“都不是，”拉姆・拉尔耐心地说，“我是印度教徒。”

“你是说你连基督教徒都不是？”伯恩斯惊诧地问道。

“对，我信印度教。”

“嗨，”伯恩斯向大家说，“这个人连基督徒都不是。”他并不气愤，只是感到好奇，就像小孩刚刚发现了一件新奇有趣的玩具。

卡梅伦从前面的驾驶室转过头来。“哇，”他叫道，“一个异教徒。”

拉姆・拉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盯着车厢对面的帆布遮篷。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班戈的南边，沿着公路向纽敦纳兹方向隆隆驶去。过了一会儿，伯恩斯开始把他介绍给大家。工友中有一位姓克雷格的，一位蒙罗，一位帕特森，一位博伊德，还有两位姓布朗。拉姆・拉尔来贝尔法斯特很久了，完全能从姓氏上识别出他们都来自苏格兰，这表明他们都是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北爱尔兰人里新教徒占了多数，而长老会是他们的中坚。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友善，纷纷朝他点头回礼。

“你没带饭盒吗，小伙子？”年长的帕特森问道。

“没有，”拉姆・拉尔说，“太早了，来不及叫房东准备。”

“你得吃午饭，”伯恩斯说，“嗯，还有早饭。我们自己生火烧茶。”

“我一定买个饭盒，明天带饭。”拉姆・拉尔说。

伯恩斯看了看印度人的胶底软靴。“你以前没干过这种活吧？”他问道。

拉姆・拉尔摇摇头。

“你需要一双结实的靴子，保护你的双脚，明白吗？”

拉姆・拉尔答应，如果晚上回去他能找到一家还开着的店铺，就去买一双军用靴。他们穿过纽敦纳兹，仍沿着A21号公路向南方小镇康默驶去，克雷格从对面看着他。

“你的本职是干什么的？”克雷格问道。

“我在贝尔法斯特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学医，”拉姆・拉尔说，“希望明年能毕业。”

汤米・伯恩斯很高兴。“就是说很快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了。”他说，“喂，大个子比利，如果我们谁碰伤了，拉姆小伙子可以给我们治疗。”

大个子比利哼了一声。“他甭想碰我一根手指头。”他说。

这句话把谈话压了下去，他们一路开到工地，谁也没有再吭声。出了康默，司机又向西北开去。车子在通向敦唐纳德的路上行驶了两英里，右转驶上一条小路，在树林的尽头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了那座将要拆除的建筑物。

这地方曾经有过两家酒厂，生产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但多年前都停产了，这座巨大的旧威士忌酒厂就是其中之一，常年弃置。它坐落在康默河畔。河水从敦唐纳德流到康默，推动酒厂的巨大水轮，继续向下流淌，注入斯特兰福德湾。马车沿着那条土路将麦芽拉过来，又沿着同一条路将一桶桶的威士忌运出去。推动机器的甘甜河水，也曾经倒入酒缸中酿酒，但如今酒厂已人去楼空、废弃多年。

后来本地的孩子们当然就溜了进去，发现那里是理想的玩耍场所，直到一个孩子摔断了腿，地方政府来调查，才宣布它是危房，并向房主发出了强行拆除令。

房主的祖上曾是当地显赫的乡绅，来自过惯了好日子的大家族，他想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把房子拆掉，于是，便找来麦奎因。用重型机械拆除很快，但价格高，而大个子比利和他的拆房队则使用大锤和撬棍拆房子。麦奎因还与一个建筑装修商达成协议，把拆下来的上好木料和数百吨旧砖转卖给他。毕竟，现在的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新房子有点“格调”，也就是看上去要古色古香。既然能让有钱的高官们得以装饰自己看似古旧的新居大宅，经过风吹日晒的旧砖头和旧木梁自然要价不菲。麦奎因会满足他们的愿望。

卡车隆隆地开回班戈去了。“好，小伙子们，”大个子比利说，“就是这里。我们从屋顶的瓦片开始，你们知道该怎么干。”

这些人站在一大堆工具旁：有七磅重的大锤子；六英尺长、一英寸多粗的撬棍；一码长的起钉器，尖上分叉弯着，以便拔起钉子；还有短柄榔头和各种木锯。唯一能保障他们人身安全的工具，是一些带有合扣的安全网带和几百英尺长的绳子。拉姆・拉尔抬头看看建筑物，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楼房有四层高，而他有恐高症，但他不能晕倒或摔下去，因为脚手架可是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