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第4/4页）

【注】：阿奈特(Peter Arnett，1923- )，美国著名记者，曾为NBC、《国家地理》和《每日镜报》等媒体工作。

“我该回去了。”

“求求你！听我的建议，我要组建个记者团。请你允许一到两名记者靠近前方。不带照相机、无线电广播设备和录音机。只带打字机或笔记本电脑，或者钢笔和铅笔。”

“乔，我们不能冒险让劫持者得到关于我们行动的任何信息。你知道，他们可能在里面有无线电接收机。”

他的话音里流露出恐吓的语气：“看，你越压制，我们越猜测。”

几年前在迈阿密，当劫持者从他们携带的无线电听到一个新闻播音员描述人质营救队发动进攻时，障碍战进入白热化状态。事实证明，记者只是推测将要发生的事，但是劫持者认为是真的，于是开始向人质开枪。

“那是一种威胁，我想。”波特平静地说。

“龙卷风构成威胁，”西尔伯特回答，“也是他们无法更改的事实。你看，波特，我怎么才能说服你呢？”

“不可能。对不起。”

波特转身向车子走去，西尔伯特叹了口气：“该死的。这是怎么了？你可以读那些我们整理的故事。你可以对它们进行审查。”

这是第一次。在波特参加谈判的上百次障碍战中，当他努力在第一修正案和人质与警察的安全之间做平衡时，与记者的关系时好时坏，但是他还从没遇到过一个记者同意让他先读到采写的故事。

“这是先发制人。”波特说，他当年在法学院可是班级排名第四。

“已经有半打记者在谈论穿越障碍。如果你同意让我们几个人进去，就不会有人这样做了。他们会听我的。”

“你想成为两人中的一个？”

西尔伯特咧嘴一笑。“当然我很想成为其中一员。事实上，我要做第一组两人中的一个。我的最后期限是一小时，请快点儿吧，你在想什么？”

他在想什么呢？在韦科案件中，一半的问题是与记者的关系。他不仅要对人质、警察、特工的生命负责，而且要对联邦调查局的安全和形象负责。尽管他掌握了大量的谈判技巧，但是在行政政治方面他却是个不称职的角色。他也知道，大多数国会、高级司法和白宫的官员都是通过CNN和《华盛顿邮报》了解这里发生的事。

“好吧，”波特同意了，“你可以把记者团建起来，你和查理·巴德上尉协调吧。”

他看了一下表，食物该送来了，他得赶回去。他开车回到指挥车那儿，告诉巴德在指挥车后面搭个小型的新闻帐篷，会见乔·西尔伯特，讨论组建记者团的事。

“时间快到了。”

“行，食物在哪儿？”巴德焦急地盯着路上。

“哦，”波特说，“我们要有点儿弹性，一旦劫持者同意释放一个人质，你就越过了一个最大的障碍。他在思想上已经放弃了乔斯琳。”

“你这样认为？”

“去搭新闻帐篷吧。”

他向指挥车走去，发现自己正在想的不是食物或直升机或路易斯·汉迪，而是梅勒妮·沙罗尔。不是她作为一个人质对于他这个谈判官有多大价值，不是她对于障碍战的战术决定有多大好处或可能性。他在考虑那些还不能完全确定的情报、判断。回想起她嘴唇的动作，他觉得她好像透过屠宰厂阴暗的窗户对他说话了。

她能说些什么呢？

推测一下如果同她进行一次谈话，那该是怎样的情形？一个男人，在世界上通过倾听别人的话、通过交谈得到晋升；与一个女孩儿，聋哑人。

嘴唇，牙齿，嘴唇。

他模仿着她的动作。

嘴唇，牙齿……

明白了，他突然想通了。他听到了大脑中的一个声音：“预先警告。”

他大声试了一遍：“预先警告。”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古老的表达方式？当然，这样他能够用唇读。读这个句子时嘴形的动作夸张。很明显，不是“小心”或者“注意”或者“他很危险”。

预先警告。

亨利·勒波应该懂得这个。

波特开始走向指挥车，距离他的目的地只有二十英尺时，一辆豪华轿车悄悄地出现在他身边。车子轻松地开到他前面，然后轻轻转了个弯，好像要拦住他。门开了，一个身材高大、肤色黝黑的男人钻了出来。“看看这一切，”他嚷嚷着，“像二战时的诺曼底登陆日一样，军队已经登陆了。你已经控制了一切，是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波特停下来，转过身，那个男人走近了，他的笑容——如果说曾有过的话——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说：“波特特工，我们谈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