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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来看热闹的。还是有很多好心人给我们留下了礼物或者寄来了信件，尤其是其中一些同样曾有过丧子经历的人写来的信件，让我读起来更加感同身受。最后，我不得不停止阅读那些来信，因为它们让我的心都碎了，我实在是承受不起。

在事发前，鲁宾的妹妹从来也没有来照顾过他一天。可现在她却一天三通电话地来关心我准备怎么为萝莉准备后事。可是，我可怜的小鲍比还躺在迈阿密的医院里，我哪还有心思去管那么多呢？幸亏当时所有的航班都禁飞了，不然他妹妹肯定会飞过来插上一脚的。

上帝保佑贝琪，事情刚发生的那几天里，是她承担起了照顾我们老两口饮食起居的任务。除此之外，我家每天都会有很多人进进出出，这其中既有好心的街坊四邻，也有鲁宾在成人教育中心教过的学生，还有萝莉的大学同学。他们不论是黑人、拉美人还是犹太人，都纷纷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不过，红十字会的顾问夏尔曼还是会时常帮我留意，以防其中有伪装的记者前来打探消息。

与此同时，贝琪联系到了一名犹太教士。虽然他知道我们老两口都不信教，但仍然十分乐意帮我们筹办萝莉的追悼仪式。只不过，在萝莉的尸体还没有被返还之前，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考虑葬礼的事情。话说回来，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一天！

就在我们听说鲍比幸存的消息后的第三天晚上，鲁宾和我独自待在家里。我坐在床上，一阵阵绝望和孤独的感觉涌上心头，让我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埃尔斯佩思，我真的没法形容那种感觉。可是我知道，尽管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未来的生活，但是为了鲍比，我必须坚强起来！不知道是不是鲁宾也感受到了我的痛苦和挣扎，突然间，他居然伸出手来握住了我的手，还轻轻地捏了一下。我望着他的眼睛，就在那么几秒钟里，我看到了那个原本的鲁宾，那个曾与我共度风雨的鲁宾。他的眼神仿佛在说：“加油，莉莉，别放弃。”可是很快，那种神情便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他又回到了缥缈的痴呆状态。

可就是那么短短的几秒钟，却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夏尔曼知道我一直都对于自己不能陪在鲍比身边而感到自责，于是设法联系了鲍比的心理医生潘考斯基大夫。她帮了我很大的忙，安慰我说，鲍比不久便能回家了。她还说，核磁共振结果显示，鲍比的身体并无大碍，而且他已经开口说话了，话虽不算多，但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鲍比终于获准可以回家的消息传来时，纽约市长助理特地来看望了我。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非裔青年。“斯莫太太，鲍比能够幸存下来真的是一个奇迹。”他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纽约市民，我向您保证，全市人民都会给予他最大程度的支持和帮助的！”除此之外，他还在我家大厦的门外安排了一个警亭，以防媒体的关注打扰我们的生活，并安排了一辆豪华轿车送我到肯尼迪机场去接鲍比。

鲍比回家的那一天，是夏尔曼陪我前往机场的。而贝琪则和一名护工留在家里照看鲁宾。一路上，我甚至感觉比当初举办婚礼的那一天还要紧张！

鲍比乘坐的专机停靠在了肯尼迪机场的一个特殊区域里。那里平常是专供载有政客和特殊人物的飞机起降的地方。也就是说，我终于可以摆脱媒体记者的跟踪了。在候机室里，他们给我找了一个座位。尽管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努力地克制住自己不要盯着我看，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们好奇的眼光。那几天，我为了整理鲍比的房间，一直没来得及好好整理自己的外表，因此觉得特别的害羞。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夏尔曼一直拉着我的手。我真的不知道，要是没有她的陪伴，我这一路将怎样走过来。所以，我至今还跟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那一天，纽约的天气十分的寒冷，但天空却也显得格外的湛蓝。飞机缓缓降落的时候，我和夏尔曼不约而同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印象中，飞机过了很久很久才打开了舱门。我看到，我的小鲍比牵着一名年轻女士的手从台阶上一步一步地走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年轻的女士就是潘考斯基大夫。上帝保佑她。她看上去太年轻了，一点都不像是一位心理医生。不过，对于她对鲍比的关爱和帮助，我一直感激不已。当时，鲍比身上穿着的是医院给他准备的暖和的新卫衣，一张红扑扑的小脸被埋在了卫衣大大的帽子里。

我赶紧迎了上去。“鲍比。”我轻声唤道，“是我呀，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