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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擤了把鼻涕，用的是一块我所见过的最肮脏的手帕。她的目光还落在那瓶酒上。怀疑在与饥渴做着抗争，最后饥渴胜利了。结果向来如此。

“这个维尔玛是个舞女，是个歌手。你真的不认识她？我猜你大概不常去那里吧。”

那双海草色的眼睛依然盯着酒瓶。一条布满舌苔的舌头卷过她的嘴唇。

“天，这酒真带劲，”她叹了口气，“我他娘的才不在乎你是谁呢。你给我把它拿稳了，先生。现在可不是打翻瓶子的时候。”

她站起身来，一摇一摆地走出房间，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只脏兮兮的厚玻璃杯。

“我就不放开喝了。你带的这瓶就够了。”她说。

我给她倒上了一大杯，这点儿量足够让我飞过墙头了。她迫不及待地伸手抓起酒杯，顺着嗓子眼儿把酒灌了下去，仿佛只是吞下了一片阿司匹林，然后继续看着酒瓶。我又给她倒了一杯，然后给我自己倒了一小杯。她拿着酒杯回到了摇椅边，眼睛里的棕色已经比刚才深了两分。

“天，这玩意儿无知无觉地就死在我肚子里了，”她边说边坐了下来，“它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们刚才在扯什么来着？”

“一个叫维尔玛的红头发姑娘，以前在你们那家中央大道上的店里工作。”

“对。”她这时又打发了第二杯酒。我走过去，把酒瓶放在她身边的一只茶几上。她一把抓起酒瓶。“没错。你说你是谁来着？”

我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她。她用舌头和嘴唇读了读名片，把它扔在了身旁的一张桌子上，然后把空酒杯放在上面。

“哦，私人侦探。你刚才可没说啊，先生。”她伸出一根手指头在我眼前晃了晃，开玩笑似的对我表示责备。“不过你的酒告诉我说，你这人还是不错的。这杯敬违法犯罪。”她给自己倒上了第三杯酒，然后一饮而尽。

我坐了下来，用手指搓着一根香烟，等着她开口。她要么知道，要么不知道。如果她知道点什么，她要么会告诉我，要么不会。就这么简单。

“可爱的红头发小妞儿，”她用缓慢厚重的声音说道。“没错，我记得她。又唱歌又跳舞的。一双腿生得漂亮，而且对那些人挺大方。她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怎么会知道这种婊子现在在干啥呢？”

“哦，我没有真的以为你会知道，”我说。“可我过来向你打听一下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弗洛里安太太。想喝威士忌的话请自便——我可以出门再弄些来，如果需要的话。”

“你没有喝。”她突然说道。

我伸手握住玻璃杯，把杯里的酒满满地咽了下去，好让这点酒看上去显得更多一些。

“她的家人在哪儿？”她突然问。

“这有关系吗？”

“好吧，”她冷笑道，“所有的警察都一样。好吧，帅哥。请我喝酒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她伸手拿起酒瓶，倒满了第四杯。“我不该跟你侃大山的。可我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能侃到天花板上去。”她又哧哧地笑了。她的模样妩媚得就像只洗衣盆。“在椅子上坐牢了，可别踩着蛇了，”她说，“我有主意了。”

她从摇椅上站起身来，打了个喷嚏，身上的浴袍险些掉了，她伸手拍了一把这件袍子，让它贴回肚皮，然后冷冷地盯着我。

“不许偷看。”她说完边再度走出了房间，出门的时候肩膀撞着了门框。

我听见她拖着笨重的脚步走进了后屋。

圣诞花的新枝啪啪地拍打着屋前的泥墙，发出沉闷的声响，那条晾衣服的绳子在房子的一侧依稀吱吱作响。卖冰激凌的小贩摇着铃铛从门前走过。角落里那台又大又新又漂亮的收音机用深沉轻柔的跳动性音符低声诉说着舞蹈与爱情，就像是一个歌手在唱着感伤的恋歌。又是一阵笨重的脚步声，还有乒乒乓乓的声响。一只盘子掉在了地上。我从长沙发上站起身来，悄悄地溜进餐厅，再从那里进入一条短短的走廊。一扇门开着，我顺着门缝往里看去。

她正站在一只大箱子前面左摇右晃的，一把一把地抓着里面的东西，然后愤怒地把头发从额头上甩开。她醉得比她自己以为的要厉害。她俯身靠在箱子上稳了稳自己，又是咳嗽又是深呼吸。随后她弯下厚实的双膝跪倒在地，猛地把两只手都埋进了箱子里，开始四处摸索。

此刻只见这双手举了起来，颤巍巍地拿着一样东西。那时一只厚实的包裹，上面系着褪色的粉红丝带。她缓缓地，笨拙地解开了丝带。她从包裹里抽出了一只信封，然后再度俯下身子，把信封塞进箱子的右侧藏了起来。随后她用笨拙的手指把丝带重新系上。

我原路溜回原位，在长沙发上坐好。带着打鼾般的喘气声，这妇人回到了起居室，她摇摇晃晃地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只系着丝带的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