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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了照片你发现犯人的眼睛非常对称呢？”

“这种一般是人们常说的意外杀人，这类谋杀常常情况比较特殊，无论是谁处在那种境地都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如果说，纳泽·邓布尔顿有个德高望重的牧师，他尽职尽责地为人们服务了五十年，一众教友为表感谢组织了一场演讲，在他们演讲时，你发现照片中的牧师眼睛非常不对称，这时你会得出什么结论？”

“这人一定是妻贤子孝，薪资尚可，不问政事，远离庙堂，与当地大人物相处甚欢，还总能得其所想——他没有任何杀人动机。”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哼！”哈勒姆一脸嫌弃地说，“跟你讲道理简直是对牛弹琴，白瞎了我的好理论。”他起身准备离开，想了想又说，“我还以为律师会很乐意学些辨认陌生人的技巧呢！”

“你只是在荼毒一颗纯洁的心灵，”罗伯特毫不留情地抨击他，“以后我再也没办法客观地审视我的客户了，肯定总惦记着人家眼睛的颜色和位置。”

“嗯，这也算是一种收获，你也是时候面对现实了。”

“谢谢你特意来告诉我‘法兰柴思事件’的进展。”罗伯特收敛情绪，认真地说道。

“要是给你打电话，”哈勒姆说，“估计全镇的人都该知道了。”

“无论如何，非常感谢！我必须立刻告诉夏普母女。”

哈勒姆离开后，罗伯特拿起电话。

正如哈勒姆所说，他不方便在电话里讲太多，只能告诉她们情况比较乐观，他会立刻赶去与她们会面，这样应该能让她们宽宽心。而且——他看看手表——这个时间点夏普老太太一般都在休息，也许他能避开这个老巫婆，而且他还存了点儿小心思，希望能有机会和夏普小姐促膝长谈一番。

但是，电话无人接听。

他不屈不挠地拨了足足五分钟的号，拨得总机的接线员十万个不乐意，结果还是没人接听电话。夏普母女不在家。

就在他等着接线员拨号时，纳维尔·贝内特晃了进来，他像往日一样，穿着粉色衬衣，打着紫色领带，裹着花呢外套，简直是丑得天理难容，人神共愤。罗伯特边听电话，边打量他，心中感慨万千，他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有一天，传统稳重的他退居二线，这个贝内特家族的小伙子成为事务所的大老板，那堂堂的布莱尔&海伍德&贝内特律师事务所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知道这小伙子有点儿才气，但是要在米尔福德生活单凭一点儿才气远远不够，这里秉承的理念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成年人就该有成年人的心态；而纳维尔似乎一直沉迷于自己的小圈子，丝毫没有要面对现实的打算，也许他自己也没意识到，他仍然对这个世界充满十足的好奇，这一点从他那张扬的穿衣风格上可以看出。

倒不是说罗伯特想让这小伙子穿上传统庄重的黑色西服，他自己就穿了一件灰色的花呢外套，而且他的客户多是乡下人，特别看不上那种一本正经的“城市”衣服（玛丽恩·夏普打电话时一时失言，称呼一个穿衣比较“城市化”的律师为“那个穿着条纹西装的小矮个儿”）；但是花呢也分很多种，纳维尔穿的那种显然不讨人喜欢，甚至可以说让人难以忍受。

“罗伯特，”电话还是没打通，罗伯特只好作罢，他放下听筒，听到纳维尔对他说，“考尔索普财产转让案的相关文件我已经处理好了，如果你这边没什么事，下午我打算去一趟拉伯洛。”

“你不能给她打电话吗？”罗伯特问，纳维尔跟拉伯洛主教的三女儿订婚了，订婚仪式既简单又时髦。

“哦，我不是去找露丝玛丽，她去伦敦了，要在那儿待一个星期。”

“阿尔伯特音乐厅有抗议集会？”罗伯特闷闷地问，他的情绪有些低落，明明有好消息要告诉夏普母女，却打不通她们的电话，这让他很郁闷。

“不是，这次是在市政厅。”

“这次又是为了什么？活体解剖？”

“有时候你真落后得可怕，罗伯特，”纳维尔严肃而又耐心地解释说，“如今除了几个怪人之外，已经没有人反对活体解剖了。这次是因为本国政府拒绝为爱国人士科托维奇提供政治避难。”

“据说这个所谓的爱国人士在自己的国家里正在被通缉。”

“是的，他的对手在追缉他。”

“是警方在通缉他吧，因为两起谋杀案。”

“不是谋杀，是执行死刑。”

“纳维尔，你是约翰·诺克斯（著名宗教改革领袖，创办了苏格兰长老会，身列日内瓦“宗教改革纪念碑”的四巨人之一——译者注）的信徒吗？”

“天哪，当然不是！为什么这么问？”